中国古代的自由思想
中国古代的自由思想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自由"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对比严复对西方自由思想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的"自由"观念，揭示了中西文化在自由观上的本质差异。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自由、自主作为对liberty、freedom的译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一些报刊、书籍上，成为学术、诗文、政论、外交文书中常见的词汇。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前夕，所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中，多处涉及对自由、自主的言说。如“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对于“自由”在西方近代文化政治中的含义，严复的理解是精准到位的。与中国古代儒家的挈矩、道家的逍遥、佛家的涅槃不同。自由具有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的法理政制意义，而中国古代的“自由”，具有心灵自在、精神洒脱的修养内涵。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严复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差异。“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并由此得出结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