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子李承乾为何要发动政变？从李承乾的所处境遇进行分析
唐太子李承乾为何要发动政变？从李承乾的所处境遇进行分析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十二月，从黔州传来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原太子李承乾于黔州去世，时年二十六岁。毫无疑问，白发人送黑发人，最为伤心的莫过于为父母者，然而李承乾的母亲长孙皇后已然去世多年，所以唯一为自己儿子英年早逝而感到痛心的，也就只有他的父亲唐太宗了。在得知儿子去世噩耗的那一刻，唐太宗情不自禁隐藏了为帝王者的威严仪态，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父亲，“芳菲夕雾起，暮色满房栊”，寄情所作的《秋日即目》表露出了他的感怀深思。然而，惋惜的同时，李世民未免又会想起时隔不久的那次梦魇，李承乾竟然会向自己的兄弟甚至是自己的父亲举起手中的屠刀，虽说事情最终未遂其愿，最终的胜利仍然是属于天可汗唐太宗的，但是在一位父亲的眼中，结果却显得更为次要，值得思考的是，李承乾为什么要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发动了这样一场成功率并不算大的政变？也许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他却明明已经是位皇太子，权力对他而言无非就是时间上等待，难道他竟如此的急不可耐？没错，李承乾变了，从一个“丰姿峻嶷、仁孝纯深”的开明孝子变成了“好声色，慢游无度”的昏庸之人，可是他又为什么会变成如此性情呢？唐太宗也很费解。当局者迷，唐太宗费解也是正常的，基于以上的思路，我们具体来从李承乾的所处境遇来探究为何他会一步步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不可否认，李承乾从小就是大家口中的“隔壁家孩子”，作为嫡长子，他在李世民登基为帝之时便被明确册封为皇太子，这个时候他只有八岁，“性聪敏”、“机悟宏远”、“神姿凝映”等好孩子的标签一个又一个的贴在了少年李承乾的身上，而他也因此被寄予厚望，期待着他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所以，为了将李承乾锻造成为一名优秀的未来君王，唐太宗也没少在择师方面大下功夫，李纲、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魏征等当时有名望的人都曾经当过李承乾的老师，然而遗憾的是最终也没能将李承乾教导成才。可是不管如何，能够为李承乾多次更换老师，说明唐太宗是真的将李承乾当作自己接班人来培养。
在唐太宗的刻意培养之下，李承乾确实大有长进，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令得唐太宗比较宽慰，在贞观四年，唐太宗便下令“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于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小范围的将部分决策之事交给了作为东宫太子的李承乾。而在贞观九年，唐太宗借为高祖居丧之际，将国事交予李承乾处理，以此来进一步锻炼李承乾处理政务的能力，所以在史料中也有“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的记载。可见一直以来，李承乾成长的环境大多都是经由唐太宗所设计，并且从育才的角度而言也是颇为正面，理应对李承乾的成长有所益处。可是最后的事实却是，李承乾性情大变，从好孩子变成了坏孩子。
其实，在未及成年，仍然处于学习阶段的李承乾便已经有了一些离德的迹象，并且这些原本可能仅是孩童特有的调皮天性在诸多东宫辅臣的眼中已经算得上是“嬉戏过度”。而在后来，虽说有着诸多名师的教导，可李承乾却逐渐活成了大家不能接受的样子，逐渐的从“嬉戏过度”上升到了“慢游无度”。当然，变坏也要一个过程，因为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父皇的畏惧，使得李承乾刻意地去隐藏自己的本性，使得众多朝臣们仍然对李承乾抱有希望，“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年少气盛而已，然而事态越至后面却也越发的不可收拾。
贞观十三年，面对张玄素无休止的劝谏，李承乾终于语气锐利的对其言“庶子患风狂耶？”而后令得东宫辅臣对其改观，经常上言于唐太宗太子离德之事。而在《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了李承乾喜好突厥风尚之事：
“(李承乾)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
可以说，后期李承乾的所作所为令得原本对他寄予厚望的朝臣们都大失所望，甚至在当时关于废黜李承乾东宫太子之位的声音也在众人中有所流传，只不过归根结底，能够作出这个决定的人唯有唐太宗一人。不过，尽管如此，唐太宗仍然期待着李承乾能够浪子回头，重新拾起原本应该属于皇太子的品德与作为，然而最后换来的却是李承乾蓄意谋反发动政变之事，令得唐太宗也不得不废黜他的太子身份。
表面看来，李承乾由明变暗都是他自己所造成的，是他自己辜负了父母师长的期待，沉沦自我，苛责他人。然而，正如大家所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李承乾会最终行至不惜冒险发动政变而篡取皇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从父皇、辅臣、幕僚甚至是兄弟，皆对李承乾有着重大的影响，于此我们再来具体的看看这些因素。
首先，唐太宗的对李承乾的态度变化以及所做出的决定，对于李承乾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身为东宫太子，唯一能够制约自己的也就只有自己的父亲了。然而，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唐太宗对于李承乾都持着一种信任与期望的心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般，唐太宗对李承乾颇为宽容，尽管在后期李承乾性情大变令得诸多朝臣有所反感之时，唐太宗仍然特意令魏征作为太子的老师，以堵天下悠悠之口，这对于李承乾来说无疑是一种保护。然而，问题在于，唐太宗在支持李承乾的同时，却也给他树立了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魏王李泰。在当时，魏王李泰无疑是备受唐太宗所恩宠，甚至有“宠冠诸王”的说法，比如允许李泰不去自己的封地留在京城、为魏王府设置文学馆使其招引诸多学士、允许李泰乘轿上朝等等。对于父皇的如此做法，李承乾自然是容易多心的，其实不仅是李承乾，当时很多人都隐隐将李泰看作是能够取代太子之人，故而魏王府势力日隆。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承乾自然也是容易自暴自弃，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其次，东宫辅臣也是导致李承乾逐渐醉心于身色犬马等嘻戏之事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李承乾的这些老师们都是当时德高望重之人，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敢于谏言，这也是唐太宗选择他们的原因。然而，表面看来这些人都是东宫之人，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隶属于唐太宗的，所以在唐太宗的鼓励之下，但凡李承乾行事有不合理之处，他们都会向唐太宗进行反映，这就可以用打小报告来形容，这也是李承乾所反感的。在如此的境况之下，本就养尊处优的李承乾自然忍受不了，故而开始与辅臣们对峙，逐渐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如在张玄素屡次劝谏李承乾后，李承乾不仅无动于衷，竟然还口出惊世之语：“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可见东宫辅臣仅仅以劝谏作为教育方式并不得李承乾之心，甚至引起了他的反感，故而导致了他剑走偏锋，甘心迈入歧途。
再者，李承乾的心腹们也大多为贪欢之辈。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然李承乾身边有着诸多东宫辅臣的教导，但是真正令得李承乾所倾心信任的，却仍然要属周围的奸佞之人。正如张玄素所指责的，一直以来，李承乾都是处于“亲嬖幸，远忠良”、“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的状态。如和李承乾素来亲密的汉王李元昌便是“颇违宪法”之辈，而在后来也正是李元昌的“愿陛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更是令得李承乾笃定了自己的造反之意。可见，虽说李承乾造反有外部压力的原因，但是却不可忽视其内部的奸佞挑唆。
最后，也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就是和魏王李泰有关。正如上文所说，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王府的势力比起东宫而言都不遑多让，甚至李泰还得以搬入“在东宫之西”的武德殿居住，更是令得李承乾有所恐慌。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得到了堪比太子的待遇之后，李泰不禁也有些飘飘然，觊觎于太子之位，多次笼络朝臣，刻意削弱东宫势力，而在李泰的这番针对下，李承乾也开始陷入一种如坐针毡的状态，在思想上也是更为的激化，最后更是选择一不做二不休闹了一出政变大戏，可见李泰带给李承乾的阴影不可谓不大。
总而言之，李承乾发动政变并非就是单一性的，这其中必然也会有着许多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虽然在很多时候，谈起李承乾发动政变，都会可想而知的认为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然而在我看来，这却应该追因于他所处的境遇。从小身处于深宫之内养尊处优，而后又身患足疾心生自卑之意，再到后来父皇、辅臣、幕僚、兄弟等人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塑造了李承乾负面的人格。欲使灭亡，令其疯狂，当李承乾的逆反心理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自然而然的会对身边“不嫌事大”心腹们的建议欣然接受，而后方才有了令得唐太宗也心灰意冷的“子谋父位”事件的发生，这也正是应了白居易所作的那句“最是无情帝王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