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群体“为什么不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低收入群体“为什么不扩大消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提振消费”是2025年九大经济任务之首，国家也接连出台各类政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然而，我们面临着“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能消费”的困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深层矛盾。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
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劳动者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但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持续偏低，与中国经济创造的巨大财富是不匹配的。对于普通居民而言，看看自己的收入，想想未来，再想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大项开支，扩大消费并非易事。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偏低
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仅相当于当年中国人均GDP（89358元）的43.89%，而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82.18%（2021年）。即使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统计方法、统计口径有一定差异，也能够看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支配收入是家庭总收入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
计算1978年以来的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达到63.00%左右的高点，此后便逐渐下行，2011年下滑至40.23%的低点，其后有所反弹，近年在43.00%~44.00%的区间内波动（见图6-1）。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2000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达到72.23%，之后基本呈现逐步上升的格局，2020年达到85.53%，2021年为82.18%。
考虑到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调查统计结果，实际上可能少统计富人收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整体被低估，据推测，实际占比可能在50%左右，即使是5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全世界也几乎是最低的。有学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编制的6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收入账户信息，与中国国民账户体系数据做比较研究，计算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为62%，而美国居民收入占比高达81%，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占比也多在65%以上，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仍明显偏低。
再看收入法计算的GDP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1992—2022年）可以发现，1992年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60%，到2011年下滑至47%，此后略有回升，但最高时也没有超过52%。
有学者研究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变化，结果表明，1992-2008年，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份额从65.4%下滑到58.7%，2009-2020年，居民收入份额从58.7%回升至62.0%；二次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额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1992-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大幅下降，2008年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有所回升。
尽管几种测算方法得出的比重数据有所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居民收入份额偏低，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下降趋势，这是客观事实。
“中国经济奇迹”没有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速上
1978年，中国GDP排名全球第9位，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023年，中国GDP排名全球第2位，人均GDP排名上升到第74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落后于GDP的增速。2022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79-202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2%，后者比前者整整低了1个百分点；我们将测算延续到2023年，GDP年均增长13.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6%，差距扩大到1.3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40多年累计起来的效果，就是美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能占到GDP的80%以上，欧洲等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占比也多在65%以上，而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能占到GDP的50%左右。
如果再加上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就会存在6亿月收入为千元的低收入群体。对于这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来说，问他们“为什么不扩大消费”，简直就是与“何不食肉糜”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人创造了海量财富，却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能消费？从根本上来看是“中国经济奇迹”没有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速上，居民部门得到的份额太少，消费能力当然受到限制，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关键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造成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特定阶段高积累率的历史原因，也有体制性、结构性、要素定价扭曲、转移性支付不足等复杂原因。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长期过高，支出方向以投资为主，而国有资本收益尚未完全纳入财政预算，使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收入份额上升，自然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如何将这些收入用来改善民生？对于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公共部门支配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
如果以“政府”而非“财政”为计算范围对公共收支进行测算，2021年，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98%（2019年为34.35%），较之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提高了15.27个百分点；而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39%（2019年为41.12%），较之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提高了17.85个百分点。2022年，包括全国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决算数）、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广义财政收入，为41.6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120.47万亿元）的34.6%，较2021年又有上升。
而政府支出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形成鲜明对比，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效应不可忽视。有学者计算，2004-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增加了7.65倍，其占GDP的比重从16.51%上升至21.54%，上升了5.03个百分点；全国全部政府支出规模增加了8.34倍，其占GDP的比重从30.16%上升至39.39%（2019年曾为41.12%），上升了9.23个百分点，“两个口径的支出双双跑赢GDP，致使GDP分配越来越向政府一方倾斜，绝对是个不争的事实”。
公共部门占过高的收入和支出分配份额，自然降低了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