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茶盏的美学价值及其对中外陶瓷艺术的影响
宋瓷茶盏的美学价值及其对中外陶瓷艺术的影响
宋代是我国瓷业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沉静素雅的宋瓷以繁盛的面貌涵养了社会各阶层的审美意识，是宋代造物艺术的典范。宋代茶风大盛，茶不仅在宫廷贵族和文人之间流行，而且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饮料。
“茶盏”是宋代最具特色的典型饮茶器，社会文化和审美取向使之成为别具一格的使用对象和审美对象。其造型新颖、精致高雅，达到了功能和审美的高度统一，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瓷器方面的论著、笔记、诗词等层出不穷，有关古代陶瓷茶具研究的专著以及在茶文化方面、饮食文化方面、审美文化方面的研究中对陶瓷茶具的讨论也很多，但从审美的角度对宋瓷茶盏进行专题研究的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本文旨在对宋瓷茶盏的美学风格及审美意义进行探讨，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以宋人的美学思想为观照物，以宋瓷茶盏所体现出来的美学风格为主题，论证了宋瓷茶盏的审美价值及其对中外陶瓷艺术的影响。宋瓷茶盏创造了陶瓷艺术的典范，体现了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美的样式。
关于瓷器之美的研究，我国自古就有。如三国两晋时期人们用“缥瓷”比喻青瓷之美，唐陆羽《茶经》中说邢瓷“类银类雪”，越瓷“类冰类玉”，宋代诗词、笔记著书中对瓷之美的记载也很多，如苏轼诗“定州花瓷琢红玉”，洪迈《容斋随笔》载“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等等，这些论述大大丰富了我国关于瓷器审美的研究。
现代论著中主要是对一些时代、一些窑口的瓷器的器形、胎质、釉色、装饰作欣赏品评，以及论述时代变迁、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转变对瓷器的发展与时代风格走向所产生的作用等。如陈雨前的博士论文《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审美研究》从审美的角度对景德镇青白瓷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文章将青白瓷置于宋代的历史、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的背景下，对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尚玉”意蕴和“雅”、“俗”审美两极以及产生此现象的缘由等问题一一进行了阐述。
邓禾颖的《浅谈南宋官窑青瓷的审美价值》主要论述了社会审美时尚对南宋官窑青瓷艺术风格的影响。刘晓路的《典雅的宋瓷》、张王余的《宋瓷风格浅析》则主要对宋代瓷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研究茶具和茶文化的图书较多，但一般侧重于茶文化知识的普及，并没有对宋代茶盏进行深入研究，如余悦《茶具清雅》、徐晓村《中国茶文化》、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而王秋墨《中国老茶具图鉴》、姚国坤、胡小军《中国古代茶具》、余彦众《中国历代茶具》和宋伯靓《品位清香一茶具》等均是从鉴赏的角度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茶具，包括茶盏作欣赏品评和相关论述，偏重文物考古和鉴赏。
同时，茶具和茶文化、饮茶习俗的关系也是许多学者的研究内容，研究的目光主要放在饮茶风尚对陶瓷茶具的影响上。如冯先铭先生的《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吴冷杰的《浅谈中国茶文化对陶瓷饮茶器皿演变与发展的影响》、朱缪的《唐宋饮茶风尚与陶瓷茶具》。姚敏苏的《越贩建盏觅松风漫谈唐宋瓷茶盏》等均从中国饮茶方式的演变对陶瓷饮茶器皿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来探讨陶瓷茶具，其中也有关于宋瓷茶盏与饮茶风俗的论述。
对“宋瓷茶盏之美”的研究多侧重对宋代某些窑口的茶盏的釉彩、题材、工艺特征及其所受到的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涉及审美研究问题但不是专题研究，不够深入。龚旭萍的《越窑茶具与古瓷尚青》则就当时越窑茶具何以被人们推崇，它与古瓷尚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贾晋妍《浅谈宋代黑釉盏》、刘水清的《建窑建盏的造型文化探析》、张会安等人的《吉州窑天目釉茶盏的装饰艺术及文化意蕴探析》、刘志国的《浅析磁州窑天目艺术》等主要探讨了黑釉瓷的兴起以及建窑、吉州窑等黑釉茶盏器物的特点和文化内涵。
在中国陶瓷史、陶瓷文化史方面的专著中也有小部分章节提及宋代黑釉茶盏，主要从装饰特点及工艺方面略有论及，如文物出版社的《中国陶瓷史》，但论述都比较简单。
本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宋代饮茶的一种标志性日用茶具—瓷质茶盏。由于我国各地文化习俗不尽相同，又因它的式样似杯似碗，所以叫法各异。碗在宋代文献也称为“区瓦”或“盏”，区瓦的本义是碗，盏的本义则是比碗小的器皿，或者说是一种小碗，在现在的闽北方言中，大而深的碗仍称为“区瓦”，本文以茶盏统称之。
如果对宋代茶盏的变化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其“由繁入简”又“由简入繁”的演变规律，它体现了造物设计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即从沿袭晚唐五代的浮华与奢靡到宋代理学产生后转向简约清秀，再到南宋追逐奢华的生活，宋瓷茶盏的创制与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审美风尚的影响与制约。
宋王朝建立之后，太祖赵匡撤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跋启，从开国伊始就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创造出一种“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北宋的崇文政策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学及史学、哲学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宋朝社会相对稳定，城市经济繁荣，北宋时打破了坊市界限，新的厢坊制度开始确立起来。在宋代的都市里，有繁华的街市，经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市场上有晓市、夜市、酒楼、饭馆、货摊、商贩以及庙会等等。《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汁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与此同时，各种镇市星罗棋布于大城市外周围的广大地区，呈现出一派商业辐射的繁华景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则形象地描绘了汁城内外街巷遍布店铺的繁华景象，临街多为二层或三层酒楼、茶肆，店铺后面有市民的住宅。
吴自牧《梦粱录》卷《铺席》云“平津桥沿河布店、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碗器”卷《茶肆》记载“今之茶肆......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宋代瓷器在民间市场上随着商品流通已全面渗入宋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勾栏瓦肆的出现、百戏艺术的繁荣，城市繁华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艺得到孕育，人们几乎可以从宋代寻找到所有的通俗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宋代的对外贸易也比较发达。
北宋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泉州在南宋初年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当时对外贸易中输出最多的商品就是瓷器。据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记载“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南宋政府规定外货用棉帛、瓷器等物相交换，不用金银铜钱。官方的这些措施大大地促进了瓷器的外销，推动了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瓷器已不仅仅是宫廷和贵族的消费产品，它更接近于百姓生活，这就给工艺美术造型、纹饰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使其呈现出不同前代的独特风格。
“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发展造就了独特的“宋型文化”，更造就了独特的宋代审美文化。目前学术界认为“宋型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宋代理学新儒学的兴盛。宋代理学充分吸收了佛、道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思想精华，建构起一种新的知识理论体系，把人、社会、自然三者统一起来，强调人的伦理主体性，强调“天人合一”的道德精神境界。而宋代的文人们正是在这样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下来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与艺术。
第二，儒家、道家与佛学禅宗的相互摄取融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宋学汲取佛道思想，重振了儒家学说，使其正统地位得以巩固，禅宗为了求取生存的空间，也积极向儒学靠拢，进一步调和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因此，由“三教合一”构筑的文人精神世界，不仅有儒家的道德理想，还有庄周的逍遥自适和佛家的随缘任运。
第三，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的世俗文化逐渐流行，雅与俗两支文化分流之间的碰撞交融再次激起漩涡。市民文化相对于士人文化，它的茁壮成长引起了传统文化结构的内在变革。”宋代最典型的哲学是理学，宋代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家的思想。周敦颐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一些修养方法，如“主静无欲”“二程的最高哲学范畴“理”渊源于佛家的“真如”，朱熹也曾说过“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程颐为其兄程颗写行状说“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宋代理学的“格物致知”和道器观是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格物致知”“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朱熹曾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里的“即物而穷其理”是要求人们运用己知的知识深思客观事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这对宋代美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形似中求神似，由有限造型中出无限诗情，日益成为艺术高度发展的形式、技巧和手法，追求的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