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配夫人朱安最后的日子
鲁迅原配夫人朱安最后的日子
1947年，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北平西三条寓所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这位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婚姻生活、始终默默守护在鲁迅身边的女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通过书信和遗嘱，向世人展现了她内心的渴望与无奈。
朱安，约摄于1917年
1947年的除夕，北京城下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大雪，积雪深达三尺，天气寒冷异常。西三条的院子里，白雪皑皑。朱安过年前刚生了一场大病，眼下已大有好转。她叫来住在南屋的表侄儿阮绍先，请他代写一封信给上海的许女士，告诉她40万元今天收到了，自己的病也好起来了，能随便下地走走了，请她放心……
她说一句，侄儿写一句，她的心情很愉快，因为自生病以来，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精神了。
然而，仅隔了一个多月，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又收到朱安请人代笔的一封信，这封信也可视为朱安的遗书，全信如下：
许先生：
我病已有三个月，病势与日俱进。西医看过终未见好，改由中医诊治，云系心脏衰弱，年老病深不易医治。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衣服着白小衫裤一套、蓝棉袄裤一套，小脚短夹袄一件、小常青夹袄裤一套、裤袍一件、淡蓝绸衫一件、红青外套一件、蓝裙一条、大红被一幅、开领黄被一幅、粉被一幅、长青圆帽一顶、榇一个、招魂袋一个。须供至七七。海婴不在身边，两位侄男亦不拟找他们。此事请您与三先生酌量办理。我若病重，此地应托何人照料，并去电报通知。老太太及老太爷的事，亦须按时以金钱接济之。
周朱氏字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三月一日
朱安在北京西三条院内
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69岁（虚岁）的朱安已是年老体衰，病入沉疴。她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托人写信，就身后事向许广平做了交代。信中，她表示要与鲁迅合葬在上海的墓地，申明虽然有两位亲侄子，但她希望由周家的人，即许广平、周建人、海婴出面来料理她的后事。这是朱安最后一次强调了自己“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尽管在北京生活多年，但朱安还是牢记着故乡绍兴的风俗，对入殓时穿的衣服、盖的被子等做了详细的交代。依照绍兴的规矩，当病人病势转危，回天无力时，就要及早准备临终换穿的衣服，趁还有一口气，迅速替他（她）换上，俗称“回首”衣裳。一经断了气，哪怕连忙来换，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她）临断气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死后也是穿什么。故临终换衣是一个极重要的环节。一般情况需要为临终者赶制“十三件头”的殓衣，至少七副的“被褥”。
朱安在八道湾故居
收到这封信，许广平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她立即寄了一百万元（当时的币值）给朱安，并写信安慰她：“你一面医理，一面陆续做些衣服，冲冲也好。但千万不要心急，年纪大了，有病自然不舒服。也许吉人天相，天气暖了，逐渐会好起来。”
另一方面，她给在北平的委托人的信中表示：“丧事从简从俭，以符鲁迅‘埋掉拉倒’之旨。”“但因病人沉重，恐难理解‘鲁迅精神’，此节不必先向其征求意见。”
由于许广平远在上海，所以朱安病后这段时间，主要仰仗在北平的亲友多方相助。除宋子佩和住在西三条的阮和孙一家外，抗战胜利后，与鲁迅一家素有交往的谢敦南及其家人，以及刘清扬女士等，受许广平之托，代为转款给朱安并帮助照料，出力甚多。谢敦南的夫人常瑞麟与许广平是天津女师时的同窗好友，因此受许广平托付经常来照看。
青年时代的许广平，摄于1926年左右
刘清扬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在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仍帮助管理钱款，还专程去西三条看了朱安一趟：“到时果见病人又是非常痛苦！气喘不舒，脸与周身均已浮肿，饮食已大减少，令人观之，非常可怜！如此受罪，真不如早死之为愈，大家虽均作如此想，但其本人尚在求生甚切，因更迫切须要打针救济……”
朱安从过年前发病，病情日渐沉重，在3月16日给许广平的信里她自述病状：“脚肿至大腿根处，两颊发红，初时仅夜间气喘，后早晨亦喘，近来竟整日喘气。”到5月中旬她的病情更加恶化：“病状与前一样每至夜间十二小时光景则较重，两条腿永久是冰冷几乎不知道是自己的了，没有办法，当我气喘不上来难受得太厉害时，只好请大夫来打针，暂时可以好一些。我知道这病是不能医好的了……”
在6月23日，也是她写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封信里说道：“我的病恐怕好是不容易的事。可是一时大危险也不至于，这是大夫的看法，这很使我为难。病的痛苦，有时不得已只好请大夫来打针，暂时可以好一些。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生难忘，您一个人要担负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
知道自己可能来日无多，临终前一段日子，朱安请隔壁傅太太列出了衣物清单（此清单附于1947年7月22日阮绍先致许广平信内）：
麻料里子一块送许先生，蓝绸裤料一块送许先生；白汉玉七块，翡翠镯一对，丝绵被一条，骆驼绒棉被一条，大红绸被一条，漂白床单一条，线毯一条，桌毯一条，皮车毯一条，蓝胡二色麻料两块，皮背心一件，红青外套一件，花缎夹裤一条，月白长裤一件，花缎长衫一件，胡色纺绸长衫一件，月白绸单裤一条，元色小棉袄一套，红青小丝棉袄一件，元色中棉袄一件，桌布一块，白布一块，衬绒小夹袄一件，窗帘两副，帐子三顶，丝绵小袄一件，毛线衣两件，毛裤一条，蓝麻料被面一件，补花床单一条，大小布长衫四件，月白竹布裙一条，被褥包袱一块，旧罗夹袄一件，锡罐一对。
和议单房契都封锁在箱内，钥匙交宋先生、阮太太收着。
送人衣物单
元青绸大袄雪青短绸衫一件（送宋太太）
藏青麻料一件（送宋先生）
短皮袄一件、麻绸衫一件、白洋布床单一条（送朱吉人）
夹衬绒斗篷一件（还二太太）
热水铜暖壶一个（二先生、二太太）
水烟袋一个（还大少爷）
衬绒绸长夹袍一件（送大小姐）
小柜一个（还二太太）
白绸长衫一件（送三小姐）
麻料红青丝棉裤一条（送孙女）
黑绸裙一条、白绸单衫一件（送孙女）
兰绸棉袍一件（送大少奶奶）
元色棉袍一件（送阮太太）
元色绸裤一条（送阮少奶奶）
绣花绸料一件（送阮筠先，已送）
雪青绸裤一条（送阮筠先）
藏青麻料一块（送二少爷、三少爷）
胡色纺绸小褂一件（送傅太太）
月白麻料裤一条（送傅文彦）
元色麻料斗篷一件（送西院张妈）
麻料棉袍一件小裤褂一身（送二太太家李妈）
胡绉夹袍一件小裤褂一身（送二太太家当差老李）
我所盖用之旧棉被、褥子、旧衣物等候我死后分给伺候过我的老妈们大家分分。
这两份清单，包罗了朱安一生的财物，也包罗了她临终前所记挂、感激和亲近的人们。
这些人当中，第一位自然是许广平和海婴，此外还有宋子佩及其太太，她的内侄朱吉人、周作人一家，阮绍先一家、隔壁傅太太一家，以及那些照料她多年的老妈子等等。这份留存到今天的清单，让人多少感到一丝安慰，毕竟，在朱安晚年，作为鲁迅的家属，还是有那么多人热心地照料她，慰藉着她的寂寞。
她是个旧式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度过了极其痛苦的一生后，心底里还保留着感激和暖意，还希望用她遗留下的衣物和被褥，给活着的人以温暖。
无疑，作为一个旧式妇女，朱安最记挂的是自己的后事该如何办理，由谁来祭奠她，将来谁给她烧纸钱。
她在3月1日托人给许广平写信，郑重地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同时，又一再嘱咐阮太太代为预备后事。为了使其安心，对于她提出的死后要和鲁迅葬在一处之事，阮太太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也只好先随口答应她把灵柩暂存浙江义园，以后有机会再设法南归。
到6月24日，她的全身已肿，不能仰卧，翻身亦须有人帮忙，夜中时时胡语，醒来后她对守在身边的人说，她在梦里见到了去世的各位亲友……对于寂寞了一辈子的朱安来说，自然是希望人死后有灵魂，死掉的一家人还可以团聚。
然而，这样真的就能使她的一生得到安慰和解脱了吗？她是否也像祥林嫂一样，对于“人死后有没有灵魂”一事，心底曾掠过一丝疑问？也许，她宁可信其有，相信在另一个世界她能和家人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相信她这辈子所受的苦能得到补偿。
朱安63岁照，摄于北京西三条寓院内，原照背面注有日期：“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六十三岁时一九四一。”这帧照片是朱安赠其内侄朱吉人的纪念物，1987年，朱吉人于姑母去世40周年之际将此照片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在她临终前一日，特地请人把宋琳叫到她的病榻前，当时她的神志还相当清醒，她再三叮嘱宋先生要转告给许广平两件事：
（一）灵柩拟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二）每七须供水饭，至五七日期给她念一点经。
对朱安的遗嘱，宋琳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琳意（一）可由先生从长酌核。（二）所费不多，希望顺其意以慰其灵，念她病时一无亲切可靠之人，情实可怜，一见琳终是泪流满面，她念大先生，念先生又念海婴。在这种情形之下，琳唯有劝慰而已。言念及此，琳亦为之酸心。”
她生前一直侍奉婆婆，众人心里也都认为她葬在鲁瑞的身边是最好的归宿，然而，她却留下了这样的遗嘱。这是否也意味着她对自己一生的否定呢？至死，她还是幻想着能在鲁迅的身边，至少在死后被他接受，她始终没有觉悟到自己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此情此景，令人叹息。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享年69岁。
南京《新民报》于1947年7月29日刊载了朱安去世的消息
在北平的亲友料理了她的丧事，葬礼仪式虽然一切从俭，但还是依照她的遗愿，在她去世后次日请来了和尚念经做法事，这天，宋琳、阮家的人、谢敦南的夫人谢太太（即常瑞麟）以及羽太信子和周丰一等都在场。
朱安去世后，一个人葬在偏远的保福寺。今天北京的保福寺一带，马路宽敞，高楼林立，除了地名还保留着，一切都已改变（作者摄于2009年4月）
许广平本希望“在老太太坟旁能购地”，将她与鲁迅母亲同葬在板井村的墓地，可惜未能如愿。后经宋琳等与周丰一商洽的结果，将她暂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她生前陪伴了鲁老太太一生，死后却没能守在婆婆身边。
本文原文来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 著，大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