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浙大教授去世：教师的健康才是第一生产力
48岁浙大教授去世：教师的健康才是第一生产力
2025年1月21日，浙大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刘永锋在西安出差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并于3月5日离世，终年48岁。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高校教师健康状况的关注。
刘永锋，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1999年于浙江大学材料系获学士学位，时年22岁；2005年于浙江大学材料系获博士学位，时年28岁；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30岁时于2007年起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任教。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入选教育部人才项目青年项目、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人才计划，可谓荣誉等身，也因此升任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
不过，荣誉等身的同时则是劳累加身。刘永锋进入浙大的2007年正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即"非升即走"制度从试点走向制度化时期。所谓“非升即走”制，即所在高校要求入职教师在3到6年内完成初聘期考核后才能签订为期10年的长聘合同，享受稳定学术环境。而在初聘期内，无法完成一定数量高级别的论文发表、一定数量的高级别科研课题和一定数量的成果转化，甚至没有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工作，也不能完成从讲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的身份转变。应该说，这种量化考核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激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但一刀切的僵化量化考核也让高校学者疲于奔命，陷入忙课题、忙论文、忙备课的忙乱状态，眼花缭乱的各种奖励、帽子和荣誉更是让学者们停不下来。
根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数据，68%的科研人员周末仍需处理科研事务；2023年浙大某实验室调研显示，42%的教师周均加班超3天。教育部2022年的调研则显示，高校教师日均工作10.5小时，其中科研岗教师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比例达35%。同年的《Nature》调查也显示，全球高校科研人员中，中国学者日均工作时长比欧美同行多3.2小时。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2021年《中国高校教师健康蓝皮书》数据，某985高校教师的基础疾病如高血压患病率从2010年的28%升至2022年的37%；颈椎腰椎疾病发病率是普通白领的2.3倍，62%常感疲劳，科研岗位的教师职业倦怠高达51%。总体来看，自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施行常态化以来，高校科研人员健康状况呈现出"工作强度递增化、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凸显化"趋势。这也与刘永锋教授妻子的描述不尽相符：“从2007年他（刘永锋）入职浙江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开始，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已经持续了整整18年”。
记得2023年秋，"浙江大学某学院教授在办公室突发疾病离世"的消息也曾在学术界引发震动。据说，也是位不到年50岁的博导，也长期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生前一周仍在指导学生论文、参与学术会议。学界中青年教师的生命悲剧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高校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健康危机，更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教育命题：当知识生产陷入"透支模式"，所谓的高等教育质量究竟该由什么来衡量？
一、透支式生存：当代教师的健康困局
某985高校内部统计表明，该校教师群体中高血压患病率达37%，颈椎腰椎疾病发病率是普通白领的2.3倍。这些数据背后，是职称评审的论文指标、学科排名的科研压力、教学评估的质量考核等多重枷锁构成的"旋转陀螺"。
在浙江一双一流高校，一位副教授的手机日程表显示：周一至周五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还要处理学术事务。这种高强度工作节奏导致他连续三年体检异常，但依然选择继续"带病工作"。"评职称就像在和时间赛跑，停下来就可能被淘汰。"他的自嘲道出了许多教师的生存困境。
教育评价体系的异化加剧了这种困境。某省教育厅曾公开数据显示，高校教师获得的纵向课题经费与横向项目收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导致部分教师被迫将大量精力投入经济效益导向的应用研究。这种价值导向的扭曲，使得学术初心逐渐湮没在指标追逐的尘埃中。
二、健康赤字：被忽视的教育成本
教师群体的健康危机正在转化为巨大的隐性成本。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显示，每名教师因健康问题导致的教学效率下降，每年会给高校造成约12万元的经济损失。这相当于国家每年在教师培养上的投入被无形消耗。
某重点中学教师因过度劳累诱发心脏病，病发时正在批改试卷。这种场景在基础教育领域更为常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表明，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发生率高达43%，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当教师的身心状态成为教育质量的"变量"，或许应该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高校科研团队中的"青椒困境"尤为突出。某985高校人事处数据显示，青年教师平均晋升周期从5年延长到8年，期间需完成3项国家级课题、发表8篇SCI论文等硬性指标。这种"军备竞赛"式的竞争环境，迫使年轻学者不断突破生理极限。
三、破局之道：重构教育生产力坐标系
要破解教师健康危机，需要建立全新的教育价值评估体系。上海市教委试点推行的"教师发展指数"评价系统，将教学成果、学生成长、健康管理等纳入考核指标，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转变意味着教育生产力不再单纯取决于知识产出量，更要考量知识的生命力和传承质量。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推出的"教师健康支持计划"提供了有益参考。该项目通过建立弹性工作制、设立心理健康咨询专线、提供运动康复课程等措施，使参与教师的亚健康比例下降了27%。这些实践证明，制度设计的人性化改进能有效缓解职业压力。
在技术赋能方面，智能教育系统的应用正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某高校开发的"AI助教"系统承担了60%的作业批改工作，使教师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这种技术红利应当更多地用于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而非成为新的考核指标。
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第一生产力"。当某位教授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论文时，当年轻教师在实验室通宵达旦追赶进度时，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思考：那些透支生命换来的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学科排名，究竟为教育事业积累了多少真正的财富？健康的教师才是教育创新的永动引擎，这个朴素的真理，值得整个社会给予最深切的关注与最务实的行动。
正如浙大校长吴朝晖所言："我们要建立的是'骏马机制'——让千里马跑得更快。"而要“跑得更快”，前提是得“跑得健康”！教师的健康才是第一生产力，这或许是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困局应该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