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动荡不安，文人追求精神富足，加之玄学和佛教的兴盛助推清谈
魏晋动荡不安，文人追求精神富足，加之玄学和佛教的兴盛助推清谈
魏晋清谈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它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而发展，专指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谈玄析理、诗文会赏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问题为内容的文人社交活动。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儒家思想衰弱，文坛上重新掀起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人们抛却孔孟思想，开始主动探索文学价值功能，而探索的方式就是“清谈”，即仕人们（文人）坐在一起进行人物品评、谈玄说理、诗文唱和、即景抒情、高谈阔论。魏晋清谈既是仕人消遣生活、培养性情的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本文认为魏晋南北朝，士人好清谈而不做事，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统治者的信仰与推崇、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
社会政局动荡不安，偏安人士追求精神富足，而不是实干兴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纷争、八王之乱、十六国混战、朝代更迭迅速，在这300多年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时代的特征。其中，东晋历时103年，朝代生存的时间较长，被誉为“偏安政局”，为“清谈”创造了一个比较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东晋到咸康时期，虽然与北方少数民族常有战争冲突，但却没有易朝代的威胁，使得曾在动乱时期压抑的玄学思潮，迅速升温，魏晋清谈也在咸康之后达到高峰，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曹魏时期，由于曹操出身卑微，不被朝廷贵族认可，便打破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极力推行“唯才是举”，为“清谈”中的人物品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导致东晋时期的士人选拔依靠“人品辞藻”，三国时刘劭在《人物志》中记载：“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刘劭
刘劭认为，那些被称为圣贤的人首先应该了解人的品质，再看他是否聪慧，考量之后，再确定授予的职位，后来曹丕以“九品中正制”来考察士人的做官水平，也是对“清谈”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选举不再是依靠出身的贵贱，而是清浊，正直者为清、邪恶者为浊；高雅者为清，鄙俗者为浊，所以这一时期的文人非常注重人格修养，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他们或寄情于山水，或优雅隐居，或饮酒作乐，而不是关注朝政、精于士族，反倒是开启了追求精神安稳富足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与偏安时期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
统治者的信仰与推崇，使得“清谈”成为政治风气
司马睿在建康登帝位后，建立了东晋王朝，以王导和谢安为主的宰辅，都十分热爱清谈，处理朝政时也主张清净之风，主张无为之治。王导是西晋太康年间时著名的清谈领袖王衍的族弟，他自小受哥哥的影响，并且将王衍作为榜样，并将王衍举推为清谈的精神领袖，可见王导的清谈思想，是非常明显的，据《晋书》记载：“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
这则材料是东晋庾亮对王导的评价，意在表明，王导在辅助君王的时候，不拘小节，也符合王导对时政的把握，他认为“为政务在清净”，这种清静无为的思想符合老庄的玄理——无为之治来管理国家。此外，王导在东晋建立之初，与裴成公、阮知非等人一起参加洛阳闲谈会议，也能体现出王导作为宰执，对清谈的认可，足以表明东晋的清谈之风是一种政治风气。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以王导为领袖，开始举办国家的第一次清谈讨论会，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中军为庚公长史，下都，王垂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垂相自起解帐带座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垂相与殷共相往反，其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垂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
在这次清谈会上，王导邀请了殷浩、恒温、王廞、王述、谢安等人一起共谈析理，这些人均是清谈之风中的中干力量，而且是朝中的重要臣子，大臣们一起闲谈品评，便成了一种被朝廷认可的文化现象。此外，三国时的魏武帝研究“天道”，简文帝司马昱“好为清谈”，曾多次参加清谈会议，社会统治者对“清谈”的认可，彰显了一种政治风气。
王导
东晋时期，以王导为代表的政治领袖均喜爱清谈，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僧侣百姓，皆参与清谈的讨论，社会各个阶层的参与壮大了清谈的队伍，也使魏晋清谈文学发展辉煌，出现了谢安、孙绰、许询等清谈诗人，开创了清谈文风。
玄学的兴盛、佛教的传入，助推文人好清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在魏晋玄学影响下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玄学崇尚有无、自然、名理等，开始对自然、宇宙、人生做出哲学思考，摆脱儒家的礼教束缚后的魏晋文人，开始抛却政治上的功名理论，主张追求符合人类本性的、返璞归真的生活。到了东晋，佛教的传入，使文人突破了玄学的思考，跨越了因果轮回、三生三世，扩大了文人的想象力，更扩大了文人们清谈的内容。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支循是东晋时期精通玄释文化的清谈文人之一，他常常能够拔新立意、将玄学与佛学交融起来丰富清谈内容，在这段话中，他举了庄子的《逍遥游》的“超然自由”，白马寺的佛教观的“空灵缥缈”，玄学与佛教融合一起使得清谈内容更加繁荣。这段记载意在说明，佛教对玄学的融合，扩大了文人闲谈的内容，壮大了两种文化的碰撞。
东晋文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开始安定下来，在玄学和佛学合流的环境下，过上了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没有像阮籍、嵇康一样鄙弃功名，厌恶统治者，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过着“身在朝野，心在田园”的潇洒生活，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是对官场黑暗的逃避，也是明哲保身的聪明举措，而“清谈”治国的方式可以一箭双雕。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清谈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不如《诗经》那样被人传唱，不如《论语》一般被人专研，而是以“口头交流”为形式的文学会议，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思想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东晋时期的名士率真自然、高远飘逸，他们不再像曹魏时期的阮籍、嵇康一般厌恶朝政，而是选择“心隐”的方式过好一生，这与东晋时期的社会稳定密不可分，也与政治领袖对清谈的追逐、老庄的认可有关，更与佛教的传入，使得玄释合流，让士人更痴迷于社会自然、宇宙万物、生死轮回，而无暇顾及“实干兴邦”的奋斗思想。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好清谈，不做事是明哲保身的政治举措，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