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解读晚清重臣的立德立功立言之道
《曾国藩传》：解读晚清重臣的立德立功立言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一直以"半圣"的身份著称，与孔子和王阳明并称为"两个半圣人"。然而，曾国藩并非如孔圣人一般令人高山仰止，也未曾经历王阳明般的坎坷人生。他自称愚钝，但一个能在37岁就晋升为礼部侍郎的人，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相当幸运。他生于王朝末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虽然前期屡试不中，但大厦将倾给了他创立湘军、建功立业的机会；君主软弱给了他手腕强硬、位极人臣的机会；贵人相助给了他青云直上、开枝散叶的机会。然而，这些机遇面前，他自身的"明白"必不可少。作为文人出身，他总结绿营失败经验，求教枪炮舰船制造之技，建军平乱；面对昏聩的圣旨，他坚持己见、合理拖延，避免贻误战机；面对权贵的青睐，他不卑不亢、谨小慎微，以平常心对待。
曾国藩之所以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与他处世的原则、习惯是分不开的。他一生都在贯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处世原则。在外交中苦争国权、争里子而非面子，劝诫朝廷及百姓不要低成本爱国，对待洋人须忠信笃敬、拒绝"羁縻"。在人生轨迹中，他清廉却也和光同尘，注重顾大局成大事而非仅得清官之名；建立湘军、推动洋务运动的实质救国而非争权夺利或仅顾一省一地，对于官场同僚的构陷攻讦不甚在意；在子女教育上注重品行培养而不执着于方式，注重后辈见识的成长而不求功名的跃升，留下"不忮不求"的家训，这也让曾氏后代人才济济。
在成圣的习惯上，曾国藩有两点最为突出：首先是自省。无论是考秀才六次落第，还是为父守孝期间对圆融处世的醒悟，还是日记的勤耕不辍，可以说曾国藩因为知道自己并非天纵奇才，故勤于自省，完成了从考生到翰林、从官场异类到万臣之师的转变。其次是学用。曾国藩每日阅读的习惯，直至生命终结之日都不曾停歇。他深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必要性。科举时，他熟读高分作文并模仿应用；开局造物时，他虚心学习西方的器与术、期望师夷长技以制夷。读书用于修身、用于开阔眼界，而后学习新事物、尝试将新事物为我所用，这是他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却不自矜的重要原因。
本书虽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例如曾左矛盾等等，但大体上作者还是相对客观公正地叙述了曾国藩的一生，并重点突出了曾国藩于后世可以学习借鉴之处。难以挽救的清王朝，是曾国藩成圣最大的遗憾，但他也成为了晚清最后的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