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交时是自称“中国”还是“大清”？
清朝外交时是自称“中国”还是“大清”？
清朝在外交中自称"中国"还是"大清"？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涉及清朝的国家认同和外交策略。本文将从历史文献和条约的角度，探讨清朝从入关前到晚清时期对"中国"这一称谓的使用情况和演变过程。
入关之前：自称"夷"，尊明为"天朝"
在入关之前，大清的最初奠基者努尔哈赤等曾对当时称为"中国"的明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他们尊大明为"天朝上国"，自认其为华夏边缘之"夷"。
正如清史大家萧一山所指出，"他们帮助明朝开拓东边，明朝派他们的头目作建州卫指挥，"他们的头目到北京朝贡，明朝也很优待他们。"明朝称他们为'边夷'，他们也很恭顺'天朝'。"在早期写给明朝和李氏朝鲜的汉文书信里，努尔哈赤曾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女直国龙虎将军"；"有我奴儿哈赤收管建州国人"；"建州等处地方夷王"等等。
尽管"建州"究竟是否其所正式颁布的国名也还存有某些疑问，但这些书信，可以说仍能大体反映当年努尔哈赤相对于明朝所代表的"华夷天下"的中心———"中国"之自我定位，也可见汉文化里的夷夏天下国家观念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即便后来努尔哈赤势力逐渐强大，正式颁国号为"金国"(aisin gurun)，并仿历史上的女真人以"北朝"自居，斥明朝为"南朝"，俨然与明朝为"敌体"时，也仍旧保持着对后者能代表"中国"地位的某种羡慕。
皇太极时代也依然如此。在与明朝的文书中，其所屡屡表示的"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等，可以为证。不过，他们虽承认在当时作为华夷天下秩序之中心的"中国"，天命仍暂系于明朝，却已开始认定，"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和汉人可以永久独占，他们也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竞争。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在入主中原之后，满人皇帝正式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
入关后：大清的统治区域就是"中国"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至此，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皇帝、满人大臣、汉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
此时，表示原明代汉人统治区含义的"中国"一词虽仍有某种遗留，但其已无法使用在国家身份认同的正式场合。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名称的"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华民"多次使用，其发祥地的东北满洲，也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圣祖实录》对《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言曰：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
从上文可知，"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康熙晚年，面对西方的东来，其整个国家统治范围的某种"中国"危机意识已然出现，这从其所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可见一斑。
到乾隆朝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1767年，乾隆本人就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调对外应称"中国"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及其范围之理解。
也在1767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第2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进呈并得到认可，其在地图上就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图的"图说"部分后经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后，于1799年公开出版，其中也是直接以"中国"相称大清国的。实际上还在康熙十三年，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于乾隆朝收录《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里，就已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了。
清末："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
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
南京条约原件（局部）
笔者曾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史书《大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共有1680多次的使用，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8%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即狭义中原)的其他使用极少，不到30次，也即占不到2%，其中近一半尚为入关前的使用。入关后的使用基本在乾隆朝以前，并且多是在追述历史、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境下，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
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中国"和"外国"，而主要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及其上层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域为范围的"中国认同"之一集中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控中原的王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特别是当其遇到"华夷天下"之外的外国或外国人时，该王朝就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两者实际上就变成一回事。而同时"中国"也就当然成为自在的、中外双方均自然习惯使用的国名，明清时代尤其如此。而当该王朝逐渐丧失其统治合法性乃至难逃灭亡命运的时候，"中国"却并不随之而去———清末时，既保皇且坚决不排满的康有为被人攻击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其底蕴正在于此。如果仅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与"大清"当然有所不同。只不过这一点同"大唐"、"大元"和"大明"等朝代也并无根本区别，绝不是什么清王朝的特性而已。它与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特殊国家性质密切相关。
皇帝所发布的重要国家公文中，都不曾正式以"满洲"名其国
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不愿直接称大清为中国，倒乐于简单直接地称入关后260多年的大清国为"满洲帝国"，这从入关后满人的国家自我认同角度来看，严格说来才真正不妥。以往，学者们曾长期认为"满洲"一名为皇太极所臆造，后来据中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满洲"也可能曾是努尔哈赤所统旧部(或国，满语为gurun)的原名，或曾作为一种以族名名国的泛称而非正式国号存在过(类似于所谓"诸申国")。
但从现有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看，其正式的国号，至少从1616年之后的两三年开始至1636年改国号之前，就一直是"金国"(aisin gurun)。"金"的满语译音为"爱新"。1635年，皇太极为了斩断与"诸申"(jusen或juchen，即此前辽东女真语各部之总名)的关联，严禁用"诸申"称谓，而令恢复使用所谓"满洲"旧名。次年他又正式改国号"金"为"清"。不过此后的大清国虽"首崇满洲"，却已绝非满洲一族之国，而是其主导之下的满、蒙、汉等族人民共享的国家。"满洲"与"大清"也并非涵义等同的概念，它主要作为族称使用，或被用来指称大清的发祥之地。清朝皇帝入关后所发布的重要国家公文中，都不曾正式以"满洲"名其国。因此可以毫不疑问地断言，入关之后的"满洲"不过是满人的族群认同符号而已，它与其自称"中国"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