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前半生：家族、社会与他的人生轨迹有何关联？
杜甫的前半生：家族、社会与他的人生轨迹有何关联？
杜甫的前半生：家族、社会与他的人生轨迹有何关联？
《盛世：杜甫的历史图景 683—755》是一部新颖而别致的杜甫传。作者王炳文博士凭借其在唐代政治史与民族史领域之深厚研究，追溯了杜甫家族史及社交网络，描绘其与唐朝盛世阶段文化名人的交往，展现出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杜甫日后诗歌的创作和政治立场，为读者揭开诗人成长背景的神秘面纱。
对文学爱好者或历史研究者，《盛世》是了解杜甫与唐朝盛世的一个新窗口。《盛世》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历史研究的佳作，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视角，去理解杜甫的生活、经历的时代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书提供的丰富历史细节，使杜甫的形象更为立体更为丰满。
王炳文 / 著
从家族到家庭：杜甫研究的视角转变
从杜审言开始，杜家对外自称始终是京兆府人氏，这在出土墓志和杜甫诗文中已有多处例证。《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在杜家的实际交往中似乎都失效了。何以如此？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即中古士族郡望背后的现实经济诉求。从汉末到唐亡的七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中古”时期，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则是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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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中古士族有四个特点：家学、礼法、婚姻、仕宦。在他看来，“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若古代之士大夫阶级，关于社会政治者言之，则中岁以前，情感之部为婚姻。中岁以后，事功之部为仕宦”。陈寅恪所谓的士族家学，是针对先秦“学在王官”的局面而言，体现了士族在知识话语中的绝对优势。家学传承集中外化为严格的礼法，对整个中古社会的伦理与秩序产生着持续的规训和影响。高门大族间的世代通婚，使得士族门阀得以世代传承，而其终极诉求，则仍无外政治上的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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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乂、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乂》）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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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Max Weber）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矜耀与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郡望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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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郡望，士族的诸多属性都随着经济维度的引入而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反映在学术旨趣上，是士族研究由家族视角转向了家庭视角。中古时期士族门阀之强势，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具体的家庭在生计、生产、伦理、交游等诸多方面的表现，而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家庭才是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立足点。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古家庭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对唐代家庭结构、婚姻制度、夫妻关系、女性角色、家庭财产构成、市井生活与民间信仰等问题的研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入。以往掩盖在郡望大族之下的士族家庭，逐渐显露出真容。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
当然，如果要从这些风貌各异的万千家庭中找出共性，那么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唐人家庭表现出的二元式复合型特征，可分为“同财共活”和“同籍别居”两类。出于赋税、道德等现实考虑，唐朝国家并不鼓励过度的分家析户。然而，随着核心家庭的代际演进，分家析产势所难免。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实情存在巨大偏差。无论士族高门还是平民百姓，唐朝的每个家庭其实都面临这样一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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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甫来说，他的家庭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先后婚配薛氏和卢氏，杜甫的父亲杜闲则先后婚配崔氏和卢氏。杜审言初婚薛氏共生六个子女，续娶卢氏只生了三个子女；而杜闲初婚崔氏仅生有杜甫一人，续娶卢氏则生下了五个子女。在杜甫中年以前，杜家维持着杜审言以下的大家庭，薛氏所生子女人数多、年龄大，在家族事务中占有优势。杜闲去世后，杜甫承担起大家长的角色，在首阳山下筑室卜居、二姑母议谥、继祖母庭院营造假山、薛卢二氏与杜审言合葬格局等重大事件中，表现出决定性的话语权。继祖母卢氏死后，杜审言一代的大家庭事实上趋于分离，杜甫后半生更多经营的，其实是杜闲一代的家庭。
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普遍的历史与独特的生命史：“诗史”的双重意义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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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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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千年以后，与当初的作者杜甫相比，我们作为历史解读者对杜诗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徒步还是骑马、种竹抑或伐木，杜甫所关注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相反，许多在诗中一闪而过的交游细节、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却成为我们探寻相关历史的宝贵线索。但在实际的传记书写中，我们往往会被杜诗强烈的情绪同化，从而将杜甫个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层面进一步放大。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是，杜甫这一代人对于安史之乱的盛衰感触，掺杂了大量个人际遇和今昔对比因素。如果我们对此不予甄别，则会想当然地将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甚至唐代历史中的地位无限抬升，从而忽视了很多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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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之下，往往称为“某某和他的时代”，这其实是对传统的人物传记和年鉴学派整体史两种历史方法做出的一种调和。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在这个层面解读杜甫，高明者如钱谦益、仇兆鳌等尚能通过史料比对发微小之覆，不得要领者则只是充当继官方文献、杜甫诗歌之后的第三手事件转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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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本文摘自 王炳文 著《盛世：杜甫的历史图景 683—755》，由岳麓书社·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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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杜甫的历史图景 683—755》
王炳文 著
岳麓书社·浦睿文化
2024年3月
内容简介：“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
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宋代以来，诸家对杜甫生命历程的划分多侧重后半段，关于杜甫的前半生很少有深入考证，以至杜甫的实际生命史划分不均衡，人生前三四十年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
本书聚焦杜甫的前半生，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唐史研究，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
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这个初衷是实现了的。这需要对于事实的洞悉，对于杜甫的熟稔，能够对杜甫前半生涉及的人事进行极其细致的勾稽与考证。此书读来不觉烦琐，不觉枯燥，饶有兴味，值得推荐。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原文来自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