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世宾：要留青史与人看
初世宾：要留青史与人看
初世宾，国内汉简研究的开拓者，将一生倾注于甘肃文物保护与研究事业，以“真实、诚实、极致”作为人生格言。
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对自己的“历史”，他却很少细细梳理。他的人生，每一次转折都浸润在时代的洪流中——日本侵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有顺流前行的畅意，也有逆流而上的艰难。
从山东到甘肃
站在82岁的山峰往下看，人生都是回忆。
绕过拴马桩，推开高大的前门，影壁后面，三进的大院子人声喧哗。忽然，炮弹落到院外，一家人匆匆四散，从乡下仓皇搬到烟台市。“日本人来了！”母亲抱着初世宾，跑到威海，几年后，又回到烟台。
初世宾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童年的回忆，大多和战乱相关。日本宪兵队拷打人的声音、小装甲车在路上驶过的声音，都清晰在耳。
流离失所中，祖父留下来的藏书、古董渐渐零落。“那么多藏书，那么好的版本，有些被雨水泡坏了，有些称斤卖掉了。还有几箱子的瓷器，也都没了”，迫于生计，父母卖掉了祖辈攒下来的藏书和古董，有些还是经过初世宾的手。
想起这些，他常常自责、懊悔，有时候也会自我开导：“都要吃饭，没办法”，说的时候笑着，眼里却有泪快落出来。“我考上大学要交学费，没钱了嘛，家里的藏书就一箱子、一箱子地卖掉了。”
他留下了祖父收藏的一个乾隆时期的碗、一个斗彩的盘子，上大学时带着，到甘肃工作也带着。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学“历史”似乎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1957年，他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那些治学严谨的教授们，成为影响他一生的人。
当然，影响他最大的人还是母亲。母亲在战乱中抚养儿女，奔波而又惶恐，对于新社会，有着最朴素的评价：新社会最好的地方就是不打仗。
大学毕业，初世宾成为国家“一五计划”的首批分配生，和13名校友一起分到了甘肃。1961年7月下旬，他乘坐火车来到了兰州。
彼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一来就是一生。
他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工作。通渭路的二层小楼里，他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63块2角8分。他留下十几块，其余都寄到了家里。物资匮乏时，挨饿是常事，领导慰问新来的大学生，也只能每人送十颗糖。
他把家里带来的衣服、蚊帐都卖了换吃的，大豆一毛钱7个，饿了买一把也能顶饱。只有随身带着的那两件瓷器，一直没舍得拿出来换掉。
保护与考古
在大学里，初世宾学的都是历史基础课，到了文物队，才开始自学文物知识。从小看着家里的古董文玩，他学起这些知识手到擒来，兴趣也高。
他和同事们去临夏、武威、敦煌等各地的野外考古，在山里一待好多天，有时吃老乡们打的狼肉，有时还能美美地“咥一顿”羊肉，当然，忍着饿的时候更多。
1963年，他攀爬进几个世纪来无人登临的炳灵寺169石窟，首先发现西秦造像、壁画、题记，把炳灵寺石窟开凿的上限前推百余年到十六国时期，也为全国早期石窟获得断代标准。
考古和保护同时进行着。他走遍了甘肃各地，进行文物普查、勘察、发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其中一些填补了甘肃省考古的空白：灵台西周墓棺葬品的首次分层发掘；甘肃车马坑的首次发掘成功；河西汉墓准确分期标准的尝试；西汉故纸、西秦建弘元年题记的重大发现……
1972年，在额济纳旗和金塔县出土的居延汉简，令初世宾喜出望外。简牍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但居延汉简是数量最多、最特殊的，它基本都是公文，包括当时的律令、诉状、契书、名籍等，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
“这些材料都是史书中最缺的，史书是后人撰写的，但公文都是现实记录，可以弥补史书中的许多问题”，初世宾认为，甘肃研究汉简有天然的优势，“咱们吃个苦，挖出来、再好好研究”。
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付诸汉简，研究发掘方法、保护方式，进行学术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成为当时国内简牍研究的先行者，并推动国际简牍学会的成立和第一届国际汉简学术研讨会在兰州举行。
把工作的热情投注于甘肃，初世宾对自己的老家烟台，也始终念念不忘，总想着，自己终将回归。
其实，从1961年到兰州，初世宾只在1962年回去过一次，第二次回去，就到了1969年。
这一次回去，他结了婚。
结完婚，他又一个人回到兰州，爱人留在烟台。
1970年，大女儿出生，1975年，小女儿出生，他都不在身旁陪伴长大。那时山高水远、交通不便，他只能一年回去一次。爱人上班、照顾父母、带孩子，他每月一发工资，大半就赶紧寄回家里。
也似乎因为身边少了家庭的牵绊，初世宾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没有了上下班的区别。累了，他自己做饭“休息一下”，“博物馆里除了一个司机师傅外，就数我做饭最好了！”
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整整过了25年，在如今的人们看来，这几乎不可想象。
他们每个月写一封信，每封信都要手写上十来页，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都在一封封信里。其间的思念、孤独、困难、爱怨，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馆长之重
由于工作出色，1984年，49岁的初世宾被任命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
那时，百废待兴。他在博物馆的管理和学术上，都开始了全新的计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经费紧张，他仍然坚持举办展览100多次。他鼓励、推荐年轻人去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深造学习，与西北师范大学合办文博大专班，为全省文博系统培养人才。
“中国有着世界上连续不断、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工作，也应该向世界高峰攀登”，他总在说这句话，对自己、对年轻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开始了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甘肃和新疆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霍去病打匈奴，舞台就在甘肃，甘肃的通道打开了，中西交流才能畅通。”
上世纪80年代末，省博物馆征集到的一件文物，也成为甘肃丝绸之路的明证——有天，白银的一位工人打电话给省博，说老家盖房子挖到了一个盘子，觉得是个宝贝，“应该给国家”。
初世宾一听，就专门坐车到白银，“一看那个盘子，高兴死了！”那是公元300年、罗马初年的点金银盘，典型的地中海罗马风格，有6斤多重，中间是高浮雕酒神，里圈是奥林匹斯山十二众神，外圈环绕葡萄藤和各种小动物。他给了工人3000元钱，感谢他们的高尚情怀。
盘子是从景泰过黄河，到靖远的附近出土的。那里，是汉代王莽之后丝绸之路的经过地，银盘，正是从罗马远道而来，辗转千里深埋于地下。
“很多人都说‘甘肃不得了’，那么，‘甘肃不得了’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甘肃的这个博物馆里。”初世宾说，最早的小米、最早的车轴、最早的彩陶……这些中华文明的“信号”都在甘肃。
为了把甘肃的这些物华天宝铺展在世人面前，初世宾开始筹划《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展》。展览大纲他一个字一个字“抠”，文物遴选、布展一项项过，半年时间，几乎天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1994年，展览展出后，学界、观众都非常认可。学界认为，这是学术性很强的展览。观众则通过一件件文物，看到了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展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丝绸之路十年活动”之一。
至今，走进省博物馆二楼，仍然能看到这个展览，历久弥新。
2001年，初世宾正式退休。
有人说起他这些年当馆长的成绩，他摆摆手不提：“有点成绩、有点创新是应该的，不说了。”
退而“不休”
退休之后，初世宾仍然没有真正“休息”过。
他又开始了学术研究，整理材料、写文章、写书。客厅里，摆放着外孙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书房里全是书，书架、桌上、地上一摞摞摆放着。
当馆长那些年，管理多于学术，偶尔，他甚至有些“后悔”，不该走上管理岗位。
“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了，谁会记住你？但是你白纸黑字的文章，就能一直留着，留一百年、一千年，永垂不朽”。在他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要留青史与人看”的老派知识分子情怀。
他秉承了儒家传统立德、立言、立功的学术追求，提出了自己的三个学术准则：真实、诚实、极致。这也是他一辈子的格言。
“历史是需要不停评论是非的工作，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准确，不然万一搞错了，以后见了阎王爷，脸都红呐！诚实是不能抄袭、搞鬼，自己错了就要主动认错、学习。”
他反复提道：“正确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要做到最好才可以。我虽然文章、著作不算多，但每个拿出来，都是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
如今到82岁，他也依然每天读书、写作。偶尔反思自己：“我有时候还是脆弱、感情用事的。”
回想过去的人生，虽然有很多坎坷、苦难，但他觉得，自己没有遗憾，“明天走了也无所谓”。说完又赶紧摇手：“今年10月是我和老伴50年金婚，这个可要记得，不然就对不起她了。”
两地分居了整整25年，初世宾对家人满怀愧疚。1994年，爱人才从烟台到兰州，两人团聚。那时，两个女儿早已长大，大女儿已工作、小女儿在上大学。
“我爱人基本没有埋怨过我，但我知道，自己当儿子、丈夫、父亲，都不算及格。没有一家人真正在一起的家庭生活，对女儿们的教育付出太少。”
但是，他也并没有将此归结为“为了工作”，“是自己懒，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不找理由，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
然而，世上没有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2018年，央视《国家宝藏》播出，邀请初世宾“出镜”，节目中，这样评价他：他生于战火，谨遵祖辈教诲治学历史，肩负守护祖国文化之责，四十二年恪守己任，他倾注半生积淀，构筑甘博新章。
退休十八载，他仍不遗余力地投身在河西走廊的研究中，从额济纳旗汉塞的沙漠，到嘉峪关的峭壁；从仰韶文化代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到“东方文化宝藏”——居延汉简。他用整个青春对话考古现场，从未停止过对华夏文化这座历史宝库的探索。
个人简介：
初世宾，196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副队长，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兼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古文献简牍硕士学位导师。长期进行甘肃文物考古调查与研究、保护工作，发表《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居延烽火考述》《麦积崖的开创年代与相关问题》等文章及著作。1986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郭沫若史学成就三等奖（集体），主编《中国简牍集成》获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
（本文写于2019年7月，为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