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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推荐书单:一本书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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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创作中心

清华大学推荐书单:一本书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

引用
腾讯
1.
https://new.qq.com/rain/a/20250311A028X600

前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开学书单推荐了一本年初刚迎来再版的好书。这本初版于三十多年前的书,然而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它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即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不是简单还原客观事实,它不得不靠文本和叙事建构起来,这使其与文学有某种相似性。
于是,历史似乎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为此这本书的编者对当时的13位著名学者进行访谈,他们各抒己见乃至于针锋相对,处处体现出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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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许多思考,早就超出历史学的范围,关涉到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去思考真、善、美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中第一位受访者,就是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过的海登·怀特,他的“元史学”的观点认为,历史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创作,具有建构性和文学性。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以《元史学》奠定学术地位,指出历史叙述的文学性,深刻影响了后现代历史学和叙事理论。
在这次访谈中,他提到了自己动荡不定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比起研究过去更感兴趣于人们为何研究过去,他的《元史学》就是要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
他还指出,将历史视为叙事,并不是要否定历史,而是提醒我们进行反思和分析,尤其是对于实践的反思,因为在他看来,人们研究过去,绝不仅仅是因为对过去有兴趣。
海登·怀特批判了自己所曾接受的教育,说自己也曾被那些教他说“修辞学是个坏东西”的老师们洗脑了,因为修辞学不讲逻辑。他质问道,可是现实的政治和爱情中,有谁是以三段论的形式互相关联呢?
因此,语言和修辞的重要性似乎被低估了,真理和错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语言的隐喻既是一切错误的源泉,也是一切真理的源泉,真理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的

2018年,海登·怀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去世。
由于海登·怀特是如此重要和具有开拓性,其余的访谈不妨看作是对它进行的发挥和质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甚可观。比如与怀特保持联系并接近于他的汉斯·凯尔纳,就尖锐地指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
他有个更委婉更学术一些的说法,就是历史学家是在一个很少有人自觉到的“缄默的知识”的基础上来工作的,他们以模糊不明的焦虑的形式将那种“缄默的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弟子。

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1945— ),
美国历史学家。
安克斯密特也强调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事实的复述,更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过程,他提出的“叙事实体”的概念,指出历史学家不只是罗列事实,而是要创造一个连贯的叙述。他还强调并论证“历史经验”的重要性,那在他看来乃是无法被语言所准确捕捉住的某种东西 。

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1945—),荷兰历史哲学家,以历史叙述的本体论研究闻名。
接下来的三位受访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和耶尔恩·吕森,对于历史审美的视角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都有所保留。
比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就认为,在历史纯粹客观和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道路,处于危机之中的并非历史写作,而是过于追求统一统一性过程的历史的概念,历史学往往被滥用为权力关系合法化的工具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相当多的社会学用语、心理学用语等,基本上是无稽之谈……如果你试图重建历史的过去、重建人类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你可以更加诚实地来做这件事情,犯不着声称自己是在搞科学。
杰尔泽·托波尔斯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波兰成长起来的,他则指出后现代主义其实让历史重新焕发了生机,不过他虽支持多元化和宽容,但反对抛弃真理观念,因为真理范畴也是道德范畴,是生活中所必须的支点之一。

杰尔泽·托波尔斯基: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走得太远的相对化,让人们丧失了支点,而那是人们一直在找寻的。绝对的自由不是自由。
耶尔恩·吕森作为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步入成年的进步的德国人,也对后现代视角持保留态度。他颇有洞见地指出,历史学结合了审美、政治和认知,我们需要对所有这三者的作用都有所警觉。
他还提到,过度追求历史文化的审美维度,也许会导致将历史审美化,从而导致历史研究的去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事实上,单单审美、政治和认知都无法成就历史中的意义

耶尔恩·吕森(Jörn Rüsen,1938—),
德国历史哲学家。
这本书以阿瑟·丹托和彼得·伯克的谨慎的语调作结,丹托为他的立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以及或许是美学的论证:除非我们觉得故事是真的,我们倾听这些故事的劲头就会大打折扣。
彼得·伯克指出,历史学家经常需要受到震动,新的叙事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达到某些真理,并且避免讲述不实之言。他还暗示说,微观史和文化史的时尚可能走到了头:没有对于更加宏大的解释框架的悉心关注,地方性的焦点就会失去锋芒。


阿瑟·丹托(Arthur Danto,1924—2013),美国哲学家、艺术评论家和历史理论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
阅读这本书,你可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对话体的格式拒绝了线性思维模式,访谈者和作者之间来回往返、旁逸斜出。不过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说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有意思又有启发的东西,这本身就挺“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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