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
贺雪峰：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
导读：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文章从人口流动、土地政策、农民收入来源等多个维度展开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面貌都有很大改变，但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仍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高达2.72，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倍差也高达2.27。城乡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手机普及率的差距明显缩小，但家用汽车、空调、计算机普及率的差距仍然很大。城乡差距大、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是我国发展不充分的突出表现。放眼全世界，像目前我国这种城乡差距也是不多的。这种局面不改变，将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一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按什么口径来统计城乡收入差距。当前正处在中国最为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包括农民全家进城和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率先进城。按当前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凡是在城市务工经商超过半年时间的均计为城市人口，则进城居住生活的农户以及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就都应当计算为城市人口。有能力进城居住生活的农民家庭，一定是农村经济条件最好、收入水平最高的农民家庭，简单地说就是富人进城。再加上年富力强年轻力壮劳动力的进城，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弱病残等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按这样的口径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自然会不断地拉大。
留在农村的农民家庭也要分区域。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中城市的城市近郊，受到城市繁荣的第二、三产业的拉抬，而有较多就业和获利机会，且往往会有较多土地非农使用产生的经营性资产和财产性收入。这一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甚至要高于当地城市市民。而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与留村务农，收入增长有限。显然，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和大中城市近郊农村并非全国一般农村的未来，虽然行政体制上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近郊农村仍然是农村建制，但其经济活动与就业结构乃至公共服务早已被纳入城市带中，与城市无异，这些地区的农民家庭收入到底是应当统计为城市家庭收入还是农村家庭收入，可以两说。这部分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只可能掩盖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当前一个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着力推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以增加农民收入，其中推动力度最大、社会关注度最高、被寄以最大期望的，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问题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即使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也只有那些具备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农村才有发展起来的可能，这样的农村和农民占全国的比例不会超过5%。即使这5％具有资源条件的农村与农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面通过三产融合致富，也无法掩盖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与农民的低收入现实。
当前正在进行农村"三块地"改革，其中包括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据说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往往占有最多的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繁荣的地方经济也对建设用地有巨大需求，故极少数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可以通过这一政策获得惊人的土地利益。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既缺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又缺少对建设用地的市场需求，中西部农村的农民也就难以从"三块地"的改革中受益。
一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原因有两条，一是家庭农场户均200亩耕地，可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只有当农民家庭种地有了适度规模才能获得与城市家庭相当的收入。问题是，当前中国仍然有2亿多农户，按每户200亩来组建家庭农场，20亿亩耕地也只有1000万户家庭农场而已。
因此，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这个话题之下，我们也许还要讨论谁是农村人口，谁是农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要保证和保护的是哪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利益。
二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富裕家庭和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缺少进城能力的老弱病残群体大都留在农村。同时，当前中国城乡体制采取了保护农民的制度安排，其典型就是不允许城市资本（包括城市中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到农村买房买地。当前中国城市已经有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除了在城市有一套住房以外，还希望到农村买一块宅基地建一个乡间别墅，每年有一个或几个星期时间到农村休闲。城市"资本下乡"买农户宅基地，意味着卖出宅基地的农户一旦进城失败不再可能返回农村，而越是进城困难的农户就越是愿意卖出宅基地以增加进城的能力。城市中产阶级到农村建别墅休闲的利益是建立在农民失去基本退路与保障的基础上的，在现阶段，农民进城失败的概率还比较高，国家为了保证农民的返乡权，禁止宅基地交易，从而限制了城市人的下乡。
有一种主张认为，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好办，就是允许城市人下乡，允许农民进城。当前中国城乡体制是允许农民进城的，但限制城市人下乡。如果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村宅基地，卖出宅基地的农户即使进城失败也不再可以返回农村，这样就会出现富人下乡和穷人滞城的问题。若如此，从城乡居民收人统计来看，富人下乡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穷人滞城则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会缩小。叶兴庆说"放眼全世界，像目前我国这种城乡差距也是不多的"，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贫富分化，而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贫富差距主要不表现为城乡差距。尤其是一些未彻底进行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以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为典型，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要么无地要么只有很少的土地；农民进城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进城又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就滞留于城市贫民窟中。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住在贫民窟的城市人口往往高达30%，他们家徒四壁（如果有家的话），缺少对未来的预期，过一天算一天。这些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了更加尖锐对立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当前中国既没有明显的城市贫民窟，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也不明显，重要原因是农民进城失败还可以选择返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防止了城市内产生更加尖锐对立的二元结构，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这体现了中国体制的优势。试图通过让富人下乡和穷人滞城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不折不扣的馊主意。
三
当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中缺少十分重要的一块，即未被货币化的实物收入，如农民住房不花钱（虽然建房要花钱），有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农民自己种萝卜，卖给菜贩子每斤0.2元，城市人买萝卜则要每斤2元。更重要的是，当前城乡体制中，农村中的富裕家庭和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进城，留在农村的往往是缺少进城能力的老弱病残或进城失败的返乡农民。
这些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群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中的青壮年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这样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留村务农的老年父母可以进一步助力进城子女在城市打拼，并让他们更有留城安居的可能。第二种是缺少进城能力的家庭，因为缺少在城市务工经商的能力，依靠土地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水准。此外，大量农民进城，会让渡出若干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一些年轻力壮而又没有进城的中青年夫妇就可能捕获这些获利机会，通过扩大农业种植规模，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办家庭小作坊等等，在不离开村庄的前提下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这样的农户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坚农民"。"中坚农民"在农村占比不高，却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
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2.2亿农户，农业劳动力已明显老龄化，老人农业相当普遍。全国20亿亩耕地，按2.2亿户来平均，户均耕地不超过10亩，农民显然不可能靠农业致富。对于大多数仍然留村的农民来讲，他们是缺少进城的能力，或干脆就是进城失败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梦现在已破碎，而希望仍然保留住农村的这片净土。农民进城，目标是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城市生活，是要求有稳定就业与收入，而不是在城市过漂泊无根的缺少就业与收入机会的生活，更不愿落到城市贫民窟。
留村的农民，他们有自己的住房，住有所居，绝对不担心被驱赶。在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农业就业，有劳动的意义，有与农业季节相一致的生活与生命的节奏。人多地少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收入少，同时每年也就只有两个月农忙，还有十个月农闲可以自由安排。正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民结成了熟人社会的村庄人际关系，农民之间的交往与竞争产生了社会价值。生活于村庄中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进城失败而返乡的落叶归根感，都使与土地结合起来的农村人口，虽然可能与在城市生活比只有较少的现金收人，却有着远高于城市生活的满足感。
正是如此，中国才具备了应对老龄化、应对经济周期、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最重要手段。
四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是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仍然保持在农村体面生活的基础，是进城失败的农民返回农村的条件。正是因为当前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农村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虽然不能让农民致富，却可以为农民保底。而正因为土地是农村的基本保障，这样的基本保障就是不能市场化的，是不能只讲效率的，也是不能失去的。
糟糕的是，当前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的很多同志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由，推动农村宅基地与承包地的不可逆流转，并试图通过所谓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能、允许农民土地买卖来让富人下乡，农民滞城。若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真可能落入到印度和拉美国家的悲剧中。
2017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