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坠向地狱：“恶”的社会动力学

天使坠向地狱：“恶”的社会动力学

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然而，当他挑战上帝权威，率领一众天使声称“在天堂为奴，不如在地狱为王”时，路西法不再是曾经正义与光芒的化身，而成为了邪恶的主宰者撒旦。撒旦堕入地狱之后，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撒旦引诱夏娃亚当犯下罪行，此后，天堂和地狱便向人类开启。好人同曾经的路西法一样在天堂守护正义，坏人同撒旦一样坠入地狱与邪恶比肩，而当一个好人变成恶人，便如同当初的路西法坠入地狱，路西法效应也因此得名。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菲利普·津巴多以路西法效应来形容情景模拟下对人性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探索好人到底如何变成恶魔，正如当初路西法是如何一步一步坠入地狱。

菲利普·津巴多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师从卡尔·霍夫兰，他的一生都专注于邪恶心理学，其中以斯坦福监狱实验著称。《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就是斯坦福实验的研究成果。津巴多对邪恶的兴趣始发于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在这一片贫民犹太区，许多没有玩具和电子游戏机的犹太小孩一起玩耍，然而不久，其中一些成了犯罪的受害者，有些成了加害者。津巴多认为，是孩子们的生长情境将他们一步步推向了罪恶，例如酒后虐待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横行霸道的街头警察。据此，他提出了情景论的解释框架。那些生存在贫民区的孩子不是生来就是恶魔，而是在某种情景的渲染之下一步一步走向罪恶。在津巴多的邪恶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情境”始终是个关键词，是与个人、系统相对应而存在的，“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就必须能先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理特质所赋予。①在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中，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负责，如果一个人犯了错，那么通常这个错误是由“个人性格”等因素导致。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酬赏及规范功能，情境会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与认同。②“情景论”与西方传统个人主义下的“特质论”相对应，津巴多认为，情境与个人这二者分别如同“公共卫生模式”和“健康医疗模式”。健康医疗模式尝试在个人身上寻找病灶，而公共卫生模式认为疾病衍生自整体的卫生环境。③系统由个人及机构施为者组成，施为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并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包含情境，但是更加持久难耐，影响更加广阔，涉及大规模的人际网络，包括他们的期待、基准、政策，而且或许还包含法律。④

由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与斯坦福监狱实验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菲利普·津巴多在担任此案的专家证人后重新开始撰写这本被搁置的书，因为。在与斯坦福监狱实验有着高度相似性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众多的证据指向恶劣的军中情境，高阶主管们的不在场或失职酿成了士兵的罪恶，即“情境”的力量塑造了恶。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⑤实验团队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拟真的监狱场景，在帕洛阿尔托市公开招募24名实验者。相对于纽约，帕洛阿尔托市经过一个小实验证明其地域风情（更为友善），然后通过F量表、马基雅弗利量表、孔雷人格量表三个量表进行实验前测，以此多重保证实验者的“纯洁性”，同时以随机分配的方式决定狱卒与囚犯的角色扮演，保证狱卒和囚犯两者在一开始是完全可以互相代替。津巴多在书中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了短短六天的实验过程。在这六天中，扮演狱卒的实验者越来越暴戾，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扒掉囚犯衣服，揪出带头捣乱的囚犯关禁闭，并恐吓其他囚犯等等。从录像中发现，看守在夜间往往会对待囚犯更加残暴，使用各种龌龊的手段折磨囚犯，因为他们以为半夜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行为。囚犯们虽然觉得不公和气愤，但因为沉浸在囚犯的角色中，没有人对实验进行实质性的反抗。

津巴多坦言，实验的初衷并不是研究狱卒，而是囚犯在模拟监狱中的行为研究。然而狱卒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使得实验最终转向研究“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津巴多提出了两种恶的社会动力。首先是对权威的服从和群体中的从众行为。在“狱卒”与“囚犯”这一对角色里，社会文化建构已经给实验者们提供了相应的行为规范，“狱卒”天然拥有制度化的权威力量，而“囚犯”则处于“服从”的角色。实验者们深度服从角色规范，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同时，在不同角色内部也存在着“服从性”的动力链。人类是群居动物，因此对群体具有天然的渴望。在实验中，“狱卒”的扮演者们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从开始就很暴戾，而是在其他狱卒行为的感染下逐渐转变，因为他们想融入属于他们角色的群体，即“狱卒”群体。第二个社会动力是“匿名性”以及“去人性化”。“匿名性”即“去个人化”，即将个人特征抹去，使人在作恶时仿佛是他人在作恶而非自己。在斯坦福监狱中，“去个人化”的动作就是让狱卒和工作人员穿上统一的服装，以此将个人隐匿于“面具”之下。“去人性化”是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理解中的核心概念，即并没有把虐待对象当作是人类，而是将其看作是“物品”或者是其他物种。在许多关于大屠杀和虐待事件的记载中，惨无人性的嗜杀者都曾有过相应的描述。因此，恶的产生并不只是人性中本就有恶，而是在社会情境之下，通过各种社会动力链条产生了恶，这就是津巴多在这项研究中发现提出的“情境论”。

“情境论”意味着情境中的每个要素都可能成为“恶”的帮凶。津巴多提及了经典的“平庸的恶”：需要有人提出和反抗恶的时候，不作为就是对恶的纵容，任何一个平凡人要对其同类最残酷与堕落的卑劣行为负责。然而，津巴多对于“情境论”的看法是积极的，相对于“邪恶的平庸性”，他更主张“英雄主义的平庸性”，“对每位随时愿意尽人性本分的男男女女挥动英雄的旗帜，号角一旦响起，他们会明白这是朝着他们而来。当我们面对情境和系统的强大压力时，都该坚持人类本性中最好的本质，以颂扬人性尊严来对抗邪恶。”⑥任何遵守社会规则，散发良善的人都在为塑造良好的社会情境而努力，都是社会的英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英雄，这就是津巴多推崇的“平庸的英雄主义”。

津巴多在书中反复强调，“情景论”不是为罪犯辩护，而是弱化对其人格的评判，突出“情境”的力量。正如在写实影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所描述的，“他的确犯下了难以原谅的罪，我会说他是个罪人，可是他不一定是个坏人”。然而，津巴多对于“平庸英雄主义”存在一定的理想化，更多的是站在倡导者角度上的一种呼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或许不作恶就是最大的良善，但是面对恶，如果仍然坚持“平庸英雄主义”，或许挥向他人的刀斧终有一天会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只不过我们最需要对抗的是“恶”的行为，而非某个“恶人”。

注释
①[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01页。
②[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01页。
③[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7页。
④[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06页。
⑤[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前言第4页。
⑥[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前言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