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观察：中国扩内需 尚有很大空间
金融观察：中国扩内需 尚有很大空间
中国实施扩内需战略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从数据来看，2010年至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4.33%上升至39.13%，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中国扩内需的潜力空间仍然巨大。本文将深入分析实施扩内需战略的必要性、重点要素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展望。
图：中国深入实施扩内需战略，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驱动消费增长。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内需置于九大重点任务之首，凸显扩内需的极端重要性。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已成为超大型经济体，扩内需的物质基础深厚，挖掘发展潜力还在于扩大内需。二是国际形势变化，迫切需要推进内需和外需的均衡发展，在稳定外需和出口优势的同时，更加发力内需消费，从而提高产能利用率。
2010年至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4.33%上升至39.13%，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从全球主要国家看，2023年日本、德国、韩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3.1%、50.7%、48.9%，可见中国扩内需的潜力空间巨大。
实施扩内需战略的经济民生双重目标
一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是超大型经济体实现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中国已经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产能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需求侧有两点要关注，即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出口方面，2024年出口预计可达3.55万亿至3.56万亿美元，有望创新高。但在内需方面，虽然消费对中国GDP的拉动作用增强，2023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2.5%，但也存在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扩内需的核心在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及预期。
居民消费占比低于全球均值
二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及韧性的使然。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数量向质量提升，这期间如何衡量增长的质，还是要考虑内生性增长和韧性。从两个维度看：一方面，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8%左右，全球平均在55%，意味扩内需还有很大空间。储蓄方面，中国居民的储蓄率约46%，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区域、城乡以及行业收入差距仍较大，以及行业周期和收入结构变化，因而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也出现不均衡。扩内需的政策布局要考虑这些客观上的差异性因素。长远来看，扩内需还在于从促进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中挖掘增长消费内需潜能。
深入实施扩内需战略需要关注的重点要素
一方面，稳定持续增长的收入是扩内需的支撑。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处于逐步放缓的周期，在转向质的提升过程中面临“转型阵痛”，2014至2019年中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按年的平均值为7%，2020年至今的增速则降至4.9%。实际收入增长偏慢对扩内需将产生一定拖累。从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看，过去两年资产收益水平的下降和市场波动加剧也对收入预期带来负面影响，制约消费增长。以此来看，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对扩内需和促消费也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及提升资产增值保值能力的基础。深入实施扩内需战略，有赖于从驱动消费增长的收入层面予以关注，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关键。
另一方面，扩内需的深入推进需要配套政策支持。由于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经济转型“阵痛”而存在薪资下降，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等对扩内需也有影响。2024年10月，全国城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处于17.1%的高位。作为具有较强消费需求的青年，失业率偏高及就业薪资水平下降将削弱消费预期。从住房来看，较高的家庭债务主要集中在住房领域。测算显示，住房资产占中国居民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在50%至70%。同时，影响扩内需的另一个要素是医疗消费，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按年增长1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9.2%。归根结底，扩内需战略的落脚点在于社会民生福祉，有效解决就业、住房和医疗等系统性难题，还有赖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制度层面破解深层次问题。
提振投资和消费信心
重新理解扩内需背后的预期和信心问题
其一，信心不足和预期偏弱的主因还是经济增长。中国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及换档期，即从过去数十年高达10%左右的GDP增速逐步降至目前的5%左右水平，经济转型阵痛所反映的一方面是经济增速的变化，这一过程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预期会有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变化，2018年以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中国外部发展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对居民未来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如何提振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关键，还是要保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极力扭转经济失速或下行的态势。
其二，政策预期落差和不稳定性也会影响投资和消费信心。2024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基调显著变化，体现在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2024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国家各部委集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协同还需要相应的机制安排，既要保持精准和同向发力，也要预防财政赤字货币化倾向。此外，政策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信心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这一提法再次明确政策协调的重要性，而且提出具体要求，有助于稳定政策预期，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
其三，结构性问题对信心和预期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但结构层面存在一些不均衡，比如区域、城乡发展差异，进而对统一市场建设和扩内需战略的深化形成阻碍。区域方面，主要反映在东西和南北在经济增长、消费市场以及物流、信息流等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人均消费支出明显高于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近年来出现新的趋势，比如县域消费增长加快、农村消费潜力逐渐释放等，表明扩内需的空间较大。从市场维度来看，各地区营商环境差异以及全国范围内较高的物流成本对消费内需增长仍有制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将有助于拓展消费增长潜力。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将为扩内需创造更加开放、活力的市场环境。
前景展望
深入实施扩内需战略可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是保持内需和外需的适度均衡发展。内需和外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需要考虑历史和现实条件。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发国家从早期出口导向转向内生性增长至关重要，反映在对外依存度下降及内需消费贡献度上升，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有相似经历。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的情况比较特殊，不但内需消费规模较大，而且外需出口规模巨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提出“扩大国内需求”，二者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两面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
短中长期政策有机结合
二是积极创造扩内需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鉴于“特朗普2.0”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外需面临潜在的外部冲击，可能对国际循环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形成掣肘。如何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则更多依赖内需市场。通过短期的刺激政策和中长期的扩内需战略有机结合，以此对冲外需冲击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正面效应。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推进包括广泛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应对生育和养老问题等重点深化改革事项，政策组合拳＋深化改革有望共同支撑扩内需战略。具体落实到政策层面，需要确保各项政策高效协调，并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方能真正稳定社会预期，为投资和消费信心持续回升创造更宽松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