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新视角：古DNA技术揭示迁徙融合
中华文明起源新视角：古DNA技术揭示迁徙融合
古DNA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不仅揭示了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迁徙与融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尼安德特人到丹尼索瓦人，从仰韶文化到南岛语人群，古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正逐步拼凑出一幅更加完整的人类历史图景。
人类对于自身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这些古老而深刻的疑问，一直引领着科学家们不断前行。近日，斯万特·帕博因其在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成功测序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并发现了丹尼索瓦人这一新的古人类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帕博揭示了智人在离开非洲大约7万年后，从这些现已灭绝的古人类身上获取了基因。这些基因虽然早在远古时期就融入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但至今仍然具有显著的生理意义，例如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帕博的这项开创性研究，不仅催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古基因组学，更为我们探索人类独特性的奥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人类，这一社会活动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不同族群间的迁徙与交融，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多元与繁荣，更推动了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考古学，作为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学科，通过挖掘古代人类活动的实物证据，揭示了古代居民的生活状态与价值观念，对于理解社会与政治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而古基因组学，则运用DNA分析技术，探究古代生物的谱系与演化历程，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轨迹。
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和高校实验室，如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对国内及周边地区的考古遗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携手，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前沿技术，对我国古代遗存进行精细分析。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识，更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系统性进程。通过人类生物谱系与文化谱系的相互印证，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起源、迁徙与融合的全貌：山顶洞人与现代中国人在形态学上保持一致，田园洞人与东亚人群在遗传上紧密相关，仰韶族群与现代中国人渊源深厚，陕西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与现代中国人血脉相连……这些发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全新的中华文明源流史。
史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孕育了远古居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居民通过迁徙与交融，不断丰富着文化的内涵与多样性，为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项重要假说，他认为中亚的安诺文化与中国的仰韶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并且仰韶文化可能源自西方，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安特生在对比河南与安诺的器物后发现，两者之间的图形相似之处甚多，这让他不禁联想到两者可能有着共同的渊源。之后，他阅读了美国考古学者庞贝利于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发掘安诺遗址的报告，发现安诺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安诺彩陶的年代早于仰韶彩陶。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假说，安特生踏足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察，并有了惊人的发现：当地出土的彩陶工艺技术竟然比仰韶彩陶更为精湛。由于当时中国并未发现比仰韶彩陶更早的彩陶出土记录，而欧洲和中亚地区却有多处史前彩陶的发掘，西方学者据此推测华夏文明可能并非原生，而是由西方传入。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学者对东亚人群遗传连续性和传承性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
然而，中国考古学者们对仰韶文化源头的持续探索，充分展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特性和本土特色。这种多区域、多特点、多形式的人类生存发展方式，逐渐塑造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1937年，中国历史学家尹达发现仰韶村遗址中实际上蕴含了仰韶和龙山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这打破了安特生所持有的仰韶文化单一类型的观念。随后，在1945年，夏鼐于甘肃齐家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齐家文化地层学上的证据，证明其晚于仰韶文化，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安特生关于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石兴邦在1954年主持了对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成功区分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类型的半坡文化，这为探寻仰韶文化的源头提供了新的线索，指向了陕西一带。到了1973年，通过对陕西汉中李家村遗址的碳-14多次检测，考古学者确定李家村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以上，且早于仰韶文化，这标志着在中国境内发现了比仰韶文化更为古老的文化遗存。
此后，考古学者们相继在河南省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存、河北省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存，以及在陕西省和甘肃省发现了老官台文化遗存，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年代均确定在距今8000年以上。这些新石器文化类型以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为中心，在中国远古大地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同演化为中国分布最广、影响深远的史前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学家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这一重大突破为研究不同人类种群的遗传关系提供了基础。DNA，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存在于细胞核和线粒体中。尽管细胞核DNA包含大部分遗传信息，但线粒体基因组由于其小巧的身躯和大量的拷贝数，为分析提供了额外的机会。然而，古老的骨遗骸中的DNA面临着降解和污染的挑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斯万特·帕博及其团队不断改进DNA分离和分析技术，使得从古老遗骸中提取DNA变得更为高效。
与此同时，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张虎勤教授带领的生物信息人类学团队，与厦门大学教授王传超及哈佛医学院大卫·里奇教授等全球43家单位、85名共同作者携手，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基因组学分析东亚人种的形成》的重要文章。该研究揭示，早在4万年前，以田园洞人古人样本为代表的现代人就已经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分道扬镳，展现了独特的亚洲人遗传特征。这些现代人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与印度洋、东南亚和远太平洋岛屿上的安达曼人、巴布亚人等亚洲南方谱系截然不同的北方遗传谱系。末次冰期之后，从黑龙江流域到蒙古高原，全基因组水平上的遗传连续性一直得到保持。
张虎勤教授强调，这些具有独特地理结构和生存生活方式的华夏族群，虽然在服饰、语言、生产方式和饮食结构上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即五庄果墚古人类，不仅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传播了农耕技艺，还传承了汉藏语言及众多技术。正因如此，他们被视为藏族和汉族两大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在遗传学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汉藏语系扩散与农业传播的紧密联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群体的相遇、交流与分离，伴随着语言的碰撞、融合与分化，这一过程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下逐渐展现其迷人之处。张虎勤介绍，陈发虎院士等领衔的研究团队，历经多年努力，调查了青藏高原东北部众多史前遗址，深入分析了考古地层中保存完好的新石器至青铜文化遗址。通过炭化植物种子测年、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等方法，揭示了距今5200至3600年间，黄土高原西部农业人群沿黄河及其支流河谷逐步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历史事实。这些人群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在海拔2500米以下的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同时，在青藏高原东南部气候温暖的地区，粟作农业甚至扩展到了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地，如距今4700至4300年间人类定居至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遗址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距今3600年以来，人类开始大规模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并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永久定居。与此同时，大麦、小麦等源自西亚的农作物以及家畜羊，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入甘肃、青海一带。到了3600年前后，这些农作物和家畜已成为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人类的重要食物来源。
南岛语系，主要由南岛民族使用，是迄今为止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语系，涵盖约1300种语言。其分布广泛，从南太平洋群岛到台湾、越南南部、菲律宾、马来群岛，东至南美洲西方的复活节岛，西达东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南抵新西兰。20世纪60年代，张光直、格雷斯（G. Grace）与索尔海姆（W. G. Solheim）的合著《Movement of the Malayo-Polynesians: 1500 B.C. to A.D. 500》，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方法相结合，探索了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的迁徙路线和年代，为华南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的联系提供了线索。
此外，“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台湾地区的古人在3000至2000年前与大陆壮侗语人群有着紧密的遗传联系。南岛语人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融入了北方农业人群的基因。南岛和壮侗的祖先人群向南扩张，不仅传播了南岛语和壮侗语，还对南亚语人群的遗传构成了重要贡献。”张虎勤进一步介绍道。Peter Bellwood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南岛语”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路线：距今5000年以前，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海岸成为其起点；随后在5000至3000年间，其影响范围扩展至南海海域的东南亚群岛；最终在3000至1000年间，南岛语进一步传播至太平洋群岛。
青藏高原、东南亚等地的新石器至铁器时代的古人群，在遗传上显示出紧密的联系，这表明他们可能拥有共同的早期沿海迁徙路线。这一观察结果与早期分子人类学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Y染色体单倍群D的分布相吻合。同时，台湾地区的古代样本以及现代南岛语人群，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古代人群和现代侗台语人群，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共享着众多等位基因位点。这些有力证据支持了南岛语人群与华南侗台语人群的同源性，进一步证实了南岛语人群起源于大陆华南沿海地区。
张虎勤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陕西五庄果墚遗址、青海喇家遗址等地的古DNA取样，展开了一系列基因组学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藏蒙汉祖先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在历史时期的起源、迁徙、融合和发展。此外，这些研究还证实了黄河流域中上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农业人群在遗传上的连续性，与考古学观察到的仰韶文化及其人群西向扩张过程高度一致。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中国新石器人类的骨骼形态结构与古DNA遗传结构高度一致，表明蒙古高原、甘青地区、青藏高原等地的新石器人类在遗传上具有相关性和继承性，共同构成了东亚人类的独特起源。此外，新石器人类与现代中国人的形态学和遗传信息分析也展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