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选拔官员的标准

先贤选拔官员的标准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这句话出自《资治通鉴》，强调了选人用人的关键性。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和管理，形成了独特的用人理念和选官制度。本文将探讨先贤们关于选拔官员的标准和智慧。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出自《资治通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意思是说，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对人用对人。
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先贤很早就提出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观。孔子将“举贤才”列为为政要点之一，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古人认为，想要从根本上实现人安国治、得民心而得天下，务必选拔贤能之人，朝廷崇礼、百僚敬让、尊贤尚德的政教方略就会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推行开来，百姓就会迁善日进，国家就能凝聚力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
墨子明确提出“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的主张，强调“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既然贤能之士受到重视，那么，何谓贤能？如何选贤用贤？东汉学者郑玄注解《周礼》说：“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
关于选贤用的用标准，一般从德与才的辩证关系中展开。孟子倡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这一区分中，“贤”主要指内在的道德品格，“能”则指外在的治理才能。
治国平天下的要义，即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德与才的关系作了深入阐释，“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德是根基，才能依赖德行而产生。任人唯贤，就是既要选拔有贤德之人，又要注重其才干，即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倘若符合德才标准，则案名查实、选才考能、唯才是举，决不取决于门第、资历、名声，“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也决不能取决于亲疏好恶。
这一过程中，先贤也在不断探索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任人唯贤理念的落实。两汉形成了察举制，魏晋南北朝逐步推行九品中正制，隋唐以来科举制成为选人用人的主要制度。梳理各种选才方式可以发现，设计这些制度的最初目的，是将贤能之士选拔举荐出来。而当一种制度走向僵化，不能选出贤能之士的时候，必然会随着历史发展而被淘汰。
纵观历史，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求贤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正如贾谊在《新书》中所言：“渚泽有枯水，而国无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
历朝历代并不缺乏贤才，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贤才的价值，是否能真正做到以德为本，循名责实，选贤任能。“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是被反复验证过的宝贵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