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
许倬云：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巫觋，他们从观察自然现象中总结规律，逐渐演变为史官、卜者等专业阶层。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这些知识分子从王官体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士"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为后世知识分子指明了四个主要发展方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许倬云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是巫和觋。
“巫”是女巫，“觋”是男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期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
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
《易经》里的卦辞，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
《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
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
“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分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作为大家思考的提示。
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
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的家中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
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
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
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份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
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
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
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作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
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的家中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糊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
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
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篇》，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篇》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
除了《礼运大同篇》，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
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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