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性别定义｜当代女性处境
更新性别定义｜当代女性处境
《第二性》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49年。这部著作被誉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里程碑，对20世纪的性别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从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存在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处境以及当代女性的自我解放等维度，深入探讨波伏娃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的核心观点。
波伏娃在开篇即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我一直以来持有相同观点：女性的性别是被社会定义的(“become”,not “be”)。女性地位并非生而如此，是男性与社会要求她成为“第二性”，生理性别虽赋予我们不同，但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波伏娃在《第二性 》中探讨的女性是如何成为“第二性”、女性的人生阶段分析以及她立足于存在主义的观点，对我来说可谓是革命式的解放。
我认为本书可被提炼为两个概念：1.女性气质(femininity)是被建构(construct)的。2.女性是绝对的他者(the absolute other)。
社会性别(gender)不等同于生理性别(sex)
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我们的“性别”，男性需要独立、行为激进、情感理性，女性却是被要求柔弱的、无用的、温顺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创造出来的产物，她所谓卖弄风情和温顺的“本能”，是被灌输的），可是我们却从未去反思这个社会赋予性别的背后意义。波伏娃同马克思一样，认为人没有先天的本质，人是社会的产物。男性和女性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社会建构的，在同一文化或在不同文化中会有所不同。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身份之所以像是截然不同、各自固定的，是因为社会传统上一直根据男性与女性各自的生理构造和生育角色，而将社会按照性别的两分和分隔来组织。在读朱迪斯·巴特勒时，她阐述了她的观点：不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上是如何地不可撼动，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即使生理性别在形态上和构造上毫无疑问是二元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定社会性别只有两种形貌。这一观点又与酷儿理论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极其相似。
因此，我并不希望女性是被定义的、被灌输的，于我而言“女性”只是一种生理性别而并非一种特质。不论男性女性，都没有任何预先设定的“固有的本质”，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就意味着正是人们自身的选择造就了自己的存在现状，而个体（包括女性）不应为了某些社会认为的普遍性规范，或是为了其他人觉得应有的样子而做出生活的选择。人们都应拥有选择自己社会性别的权利，没有任何一个性别会因为（在传统观念的范畴下）偏向某一种特质而受到鄙视、侮辱与抵制，如当今社会中不应该出现的主流对LGBT群体、阴柔气质男性等的污名化现象。
存在主义与女性处境
波伏娃是立足于存在主义观点来谈论女性的，此点受其伴侣萨特影响颇深，而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萨特和波伏娃的观点有分歧。波伏娃的哲学源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自我意识不能孤立存在，它需要一个外在的客体——另一个自我意识——来把自己和对方区别开。与他者的关系是根本的，有它作为基础，我们才会持续不断尝试构建一个身份或“本质”。通观《第二性》，可以看到波伏娃对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贯穿始终，如她指出：“‘她为了男人而存在’是她但具体情况的基本要素之一”，“女人是一个人们要求她成为客体的生存者”，等等。人们把女人与男人的“相异性”混淆成为纯粹的“他者性”，把女人本来是作为男人平等的“他者”当作了不可还原的、没有相互性的、不对称的绝对他者。
她认为两性之间的冲突是从人类诞生之日就有的，并不如恩格斯所言：“母权制的被推翻”构成了“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而认为人类社会中男人始终占有优势地位，因为波伏娃认为女人的生殖束缚本身存在先天的不足。“怀孕、分娩和月经削弱了她们的劳动能力，使她们往往完全依附于男人，以得到保护和食物。”波伏娃把父权社会下的女性视作相对于男性主体的“绝对客体”，女性是被要求自主物化的。
在西方社会中，这种思维方式从《圣经》的“上帝为了让亚当有个伴，而抽取其一根肋骨做成夏娃”的故事初现端倪——女人的一切意义是她们对于男人的意义，甚至她们的存在都来自于男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中世纪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极力贬低女性；15～19世纪，女性的法律地位仍然很低，即便她们在特权阶级中的实际处境有所改善。而反观当代社会，主流媒体（至少是中国）所展现的种种态度大部分仍是站在制高点去审视女性的，今天的女性仍在暴力、性服务业、同性恋以及母权等方面受到权力压制。社会本身要求女性把自己看作一个肉体性的存在，正如女性遭受性侵的新闻底下有驳斥受害者的声音、性侵犯判刑年限低（也可说性犯罪成本低）、性侵案被屏蔽搜索等。（此外，我国性教育的缺失，导致未成年人依靠色情制品以获取性教育，而在这些影像、书文中，女性都是被动者、甚至是被迫者，扭曲的价值观念就被如此输入人们的头脑。）
而不得不提，在支配性与共谋性的男性特质之下，所谓的女性特质源自于男性的审美与喜好，遵从与男性的意志和规定，以“顺从、抚育、体贴”为特征。所以通过整容、化妆、减重等方式改造自己的身体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即福柯定义的“驯顺的身体”），其目的之一还是为取悦男权社会的审美。大部分女性约定俗成般走入婚姻与家庭，扮演妻子、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将自己的眼界关押，并耽于娱乐、打扮、服务家庭等内在性里，被社会规划成某种作为“生育机器”存在的个体。这种隐性劳动的负担，反过来造成使女性走出家庭的障碍，男人则在形式上主导家庭。
在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我能够看见女性在抵抗被作为男性凝视的恋物化的身体对象，女性自我意识从觉醒到斗争再到完成的过程。这也是我崇敬她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当代女性的处境既源于男权主导下的社会，也源于她被动地选择沦为客体。我仍希望女性能重新定义性别，并在男女关系中寻找到一种互不支配的处境，让社会性别去定义关系而不是生理性别。这一点，波伏娃在《第二性》结尾引用了马克思在男女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哲学高度概括：人是类存在物，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男女要超越自然差异，达到自由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