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泰勒执政时期的美国外交：《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关系
约翰·泰勒执政时期的美国外交：《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关系
《望厦条约》是美国和中国于1844年签署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早期的贸易往来，到鸦片战争期间的复杂博弈，再到最终通过外交谈判确立正式关系，这段历史见证了中美两国早期交往的曲折历程。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后来的《望厦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西方列强想要欧美贸易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产品和市场。为了扭转正常贸易出超的局面，英国人发现鸦片贸易有利可图，于是大量销往中国最终导致了英中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39年到1842年，在一系列海战中击败中国后，英国人在《南京条约》中向实力较弱的中国清政府提出了大量要求。为了在与英国的商业竞争中不被超越，美国谈判代表寻求与中国达成类似的条约，以保证美国获得许多英国获得的优惠条款。
在这种环境下，欧洲的强国都想拥有同样的地位。在武力威胁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欣然同意了。美国泰勒总统选择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凯莱布·顾盛（CalebCushing）作为他与中国进行条约谈判的代表前往中国谈判。1844年，顾盛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达成了与中国的条约，并在澳门的郊区望厦签署了条约。
《望厦条约》复制了《南京条约》的许多关键条款。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对中西贸易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些通商口岸成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键十字路口，因为它们是外国人和外国贸易机构可以在中国拥有的第一个据点。随着《望厦条约》的签订，美国与中国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早期中美关系
“皇后号”首航
早期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早期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商业是美国独立之初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外交重点主要是对自己安全和商业利益构成威胁的欧洲大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此时此刻，美国希望不受阻碍地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独立后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但与英国仍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些原因使得美国在与英国的争执中处于被动地位。
于是，一些美国精英人士开始呼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以改变在贸易中过分依赖英国的不利局面。这就是美国建国之初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该如何重新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商业区域。富兰克林在谈及与世界各国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意义时，发出了“到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从事茶叶和咖啡贸易”的呼声。
这也是因为在大西洋的商业区域已经为欧洲强国所控制，美国就希望把目光转移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于是在美国革命结束不久，1784年美国派出了“中国皇后号”正式拉开了美国与中国贸易的序幕。
1784年2月22日上午，一艘悬挂美国新国旗、重达360吨的方形船尾船在与港口要塞互致敬礼后离开纽约港。这是“中国皇后号”前往远东与中国展开贸易。它携带了30吨人参，这一种被中国人视为灵丹妙药的药材，2600张毛皮，少量的铅和棉花，以及2万美元的银币。它的富有的业主们，是由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财团，该团队是由最近美国革命时期主管大陆会议财务的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领导。
经过一万八千英里的海上航行和两次短暂的停留后，“皇后号”于8月28日在广州岛港口黄埔下锚。它在这里做了四个月的贸易，接受了一批茶叶、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产品。5月11日，当它回到纽约时，船主们卖掉了他们的货物（以及这艘船），获得了大约25%的利润。纽约、费城和其他沿海港口的报纸对这次航行表示赞同和热烈的支持，《纽约新闻快报》（NewYorkNewsDispatch）乐观地预计，“未来的幸福时期（我们可以）免除迄今为止我们与欧洲一起进行的繁重和不必要的交通运输。”
“皇后号”航程的利润虽然不算惊人，但还是令人满意的，因此其他投资者支持更多的航程前往中国。皇后号也以不同的所有权再次出海，这种贸易有一种新奇事物的吸引力，因为在革命之前，英国的航海法一直将远东地区保留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皇后号首航正式拉开了与中国的贸易序幕，对后来的中美贸易影响深远。
到了18世纪80年代末，超过15艘美国船只出现在广州，到1790年，中国的贸易已经建立起来。18世纪90年代爆发并持续了20多年的英法争霸转移了英国人的注意力，给美国人带来了迅速的扩张和繁荣。1812年的战争一度中断了与中国的贸易，甚至在广州港外引起了英美海军的小规模冲突，但当和平恢复后，贸易迅速恢复，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一年内有多达40艘美国船只停靠广州，中美贸易开始迅速发展。
对华鸦片贸易
然而从一开始，中国的贸易平衡对美国较为不利。茶叶、丝绸、瓷器、耐穿的棉布在美国国内和欧洲都有很好的市场。尤其是茶叶长期以来一直是富裕的中国贸易的象征，而茶叶供应量的增加提高了它对美国贸易商的重要性。据估计，1805年至1825年间，为了获得中国的货物，美国人和他们之前的英国人一样，不得不向中国大量运送超过7000万美元的西班牙银币比索。
英国等国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出超趋势，同时遏制住白银在中国市场上只进不出的趋势，他们就开始寻找中国人能够乐此不疲的消费品，以这种消费品来换得银元来购买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发现了能够使人上瘾的鸦片成为了打开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武器”，一位学者认为，“鸦片在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中显示出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也让一些美国商人看到了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一些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人也开始从事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但是早期的鸦片贸易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其他国家的商人则很难涉足。美国与英国签署《杰伊条约》之后，美国商人在英国控制的东印度属地也有一些优惠权利，但被告知不得从事把印度的鸦片转运到广州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人就打起了土耳其鸦片的主意，他们开始贩卖土耳其鸦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银币的需求，对中美贸易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19世纪30年代清政府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禁止鸦片销往中国，这严重影响到了英国商人的利益。中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然而美国商人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和英国商人在禁烟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心理，大多数美国商人实际上对鸦片贸易兴趣不大。他们认为禁烟将有利于美国在广州扩大其他商品的市场，出于与英国商人的竞争等因素，实际上美国商人希望清政府禁烟成功。美国商人的想法也许是发自内心的，因为鸦片贸易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商人所为，大部分的美国商人还是希望与中国进行合法的商业贸易。
寻求贸易谈判
1837年大萧条在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商业问题，他们努力寻求扩大海外市场，以减轻国内商品生产过剩问题，他们希望与中国签订正式条约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贸易。
另一方面，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美国商人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机遇打开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广州的美国商人向国会请愿，要求组织一支海军和一名商业代理人与中国谈判一项条约，并列出了确保个人安全和获得自由贸易的条款。在随后的国会讨论中，其中一些保守的新英格兰商人谨慎地希望不要扰乱现状，以免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与中国谈判，虽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出现，但是在当时支持中美进行贸易谈判的还是占了上风。
随着英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胜利，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开始盘算着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商业机遇。1842年，在国会中影响力颇大的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Adams）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项法案，支持授权使团访问中国进行谈判，该法案很快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商人代表顾盛也写信给泰勒总统呼吁尽快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防止美国在中国失去广阔的贸易市场，以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具有太平洋意识的泰勒总统也大力支持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委派了特使顾盛前往中国谈判，美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在不久后便正式启动。
《望厦条约》的签订
顾盛使团出使中国
在1840—1842年中英战争中，清政府不是英国的对手，最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几乎承认了英国人所要的一切求：结束广州贸易垄断，四个新的港口向英国人开放贸易和居住，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对英国货物实行统一的低关税和最惠国条款。
美国虽然未直接参战，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842年美国派遣劳伦斯·卡尼(LawrenceKearny)船长率领两艘船前往中国海岸保护美国利益，并阻止美国人进行鸦片贸易。卡尼的行为超出了他受到的指示，他试图与中国官员谈判，以达成一项正式的商业协议。最终他失败了，未能达成正式的商业协议，但他报告说，官员们含糊地保证，他将受到与英国人同等的待遇。
为了尽快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美国各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努力。1842年，波士顿商人代表顾盛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到中国去。在收到这封信后，泰勒总统给国会发了一封信，建议任命一名专员在中国居住，以对有关问题保持警惕。所有了解当时情况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个国家必须要获得与英国所享有的同样的特权：增加通商口岸、更大的贸易和居住自由、为居住在中国的国民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以及双边协议关税和港口条例，这种特权必须通过正式条约获得。
泰勒总统在1842年致国会的致辞中呼吁设立一个访华使团，他强调美国迫切寻求外国市场来吸收美国的过剩生产。韦伯斯特在给顾盛专员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对美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农业和矿业利益来说，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正如泰勒总统后来在向国会解释任命特使所说那样，“几个新的重要港口的开放，为增加与中国的贸易提供了巨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