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X》为何把「音乐剧」搞成了「演唱会」？
《SIX》为何把「音乐剧」搞成了「演唱会」？
音乐剧《SIX》即将在五月登陆上海。在所有介绍音乐剧《SIX》的文案中，往往都会看到一句类似的表述。“它是国王‘亨利八世’六位妻子的‘比惨大会’。”这句话说得倒也没错。“离婚，斩首，死亡。离婚，斩首，幸存。”开头短短六个词，揭示了这六位皇后的六段人生命运。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观众而言，这些人物，本应该离我们很远。但《SIX》告诉你：并非如此。
百老汇《SIX》剧照（Liz Lauren 摄）
《SIX》是一场对传统音乐剧酣畅淋漓的颠覆。它不搞宏大叙事，而是从个人角度切入。它用当代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去讲述故事，用幽默化解沉重。它的所有歌曲都是本世纪最流行的曲风，甚至能从主角身上看到那些欧美天后熟悉的影子：布兰妮、碧昂丝、阿黛尔、A妹……
即使你在此之前不知道什么是“都铎王朝”，即使你完全不认识“阿拉贡的凯瑟琳”、对历史上的“安妮·博林”等人也闻所未闻。甚至，即使你从来没接触过音乐剧——你仍然能被她们的歌声和讲述所感染。
是音乐剧，也是演唱会
当我们常说某某音乐剧“像演唱会”的时候，《SIX》已经完全迈出了这一步。因为它的形式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演唱会”。传统正剧里力求“还原”历史年代的舞美设计被全面颠覆，《SIX》的舞台，如同一台超级明星的秀场。舞台上的霓虹灯、LED屏幕闪耀夺目，现场乐队就站在演员们身后——乐队成员也有自己的角色，她们被设定为皇后们的女侍官，会在开头时单独介绍。
前卫的朋克装扮，赋予了“皇后们”双重身份：她们不仅是历史上的受害者，同时还是当代文化的“反叛者”。此外，这台“演唱会”中大量植入了流行文化符号。如历史上被称为“一代妖后”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在《Don’t Lose Ur Head》登场时掏出手机自拍。她的歌曲中用到很多流行语，俨然是一个“网上冲浪十级选手”。
Andrea Macasaet饰演安妮·博林（Joan Marcus 摄）
而克里维斯的安妮（Anna of Cleves）的《Get Down》一曲中，亨利八世的“选妃”过程被生动地比作“Tinder交友软件配对”的过程。这些设计并不只是简单地通过时代错位制造笑点，而是一种跨时空的共鸣：无论是16世纪的宫廷权谋，还是21世纪的网络暴力，古往今来，女性始终面临被物化与规训的困境。“演唱会”的舞台为《SIX》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交汇的语境。它提醒着我们历史与当代社会的相似与不同：如今，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大的舞台和更广泛的发声渠道。所以，她们要“夺回麦克风”！
百老汇《SIX》剧照（Joan Marcus 摄）
利用流行文化的语法，那些被尘封的历史人物，终于得以与当代观众直接对话。她们前所未有地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跨越时间，也跨越文化的隔阂。当然，演唱会的重头戏还是“歌曲”和“唱”。80分钟里，6位流行天后轮流登场，表演她们的Solo（独唱）。在一首首专属于她们的“个人单曲”中，她们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当“皇后”成为“流行天后”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是演唱会，那又怎么称之为“音乐剧”呢？这就不得不谈谈《SIX》独到的叙事策略。它并不强调整体的故事情节，但却将重心完全落在了每一个人物的塑造上。最初，这六个皇后的目的是来比一比“谁最惨”，胜出的那个人将成为乐队的主唱。听起来很荒诞吧？然而，这种荒诞的比较，几百年来却一直发生在她们身上。
Abby Mueller饰简·西摩（Joan Marcus 摄）
《SIX》真正的目的，是将带着“雌竞”意味的比较彻底推翻。当前面五个人每个人讲完自己的经历，最后一位讲述者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精准“破题”，点出了其中的荒谬。——围绕着男性的比惨毫无意义，正视自我的勇敢发声、团结和改变才有意义。
Vidya Makan饰凯瑟琳·帕尔（图源 the Daily Art Magazine）
而此时再回溯整场演唱会，观众们会发现，“演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她们的演说台，像一场“Ted Talk”。只不过，一切都用流行的歌舞来表达。每一个“皇后”，都对应着一种适合她们的音乐风格。每一个“皇后”的设计，也都有现实中的流行明星作为原型。这六个人里，有三个皇后都叫“凯瑟琳”，但你看的时候完全不会混淆她们。
第一位登场的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就在《No Way》中化身为碧昂丝式的“女王”。她在1529年“黑修士法庭”上的抗辩，以流行舞曲的节奏演绎了出来。
Adrianna Hicks饰演阿拉贡的凯瑟琳（Joan Marcus 摄）
而凯瑟琳·霍华德（Katherine Howard）的《All You Wanna Do》则融合了“小甜甜”布兰妮的“美式甜心”感与“A妹”Ariana Grande的脆弱感。显然，她的高马尾也是借鉴自A妹的经典造型。
Sam Pauly饰凯瑟琳·霍华德（Joan Marcus 摄）
凯瑟琳·帕尔演唱的《I Don’t Need Your Love》，颇有“枪姐”艾丽西亚·凯斯（Alicia Keys）的灵魂乐气质。从表演到文本，都丰富、独特、恰当，深入人心。尽管剧中每个人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却足以打动许多人。它以不同个性、不同经历、不同人生选择和结局的女性塑造，刻画了精彩的人物群像。这种“古今融合”不仅赋予历史人物新鲜的魅力，更通过音乐风格的多样化，映射出女性个性与生活的多元性。聆听完她们的讲述，她们的形象也已经走进了每个观众的内心深处。
让你笑，也让你哭
前面说到，在《SIX》中，每一个曾经的皇后都被赋予了现代的“反叛性”。这种反叛其实不仅来自人设和服装的颠覆，更来自于一针见血、妙趣横生的表达。因此，《SIX》的喜剧情节也相当多。喜剧效果可以说好到“爆炸”。比如一些非常“黑色幽默”的设计：在历史上遭到斩首的安妮·博林和凯瑟琳·霍华德的脖颈上都戴着一圈颈链。而当安妮·博林一曲结束后，灯光不偏不倚，正好只照亮了她的脑袋。
Taylor Pearlstein饰安妮·博林（Joan Marcus 摄）
她在对白中经常插科打诨，不仅“毒舌”，还反复提及自己丢掉的脑袋，颇有一丝“地狱笑话”的意味。观众们在大笑的同时，自然忘不了造成她命运悲剧的罪魁祸首——亨利八世。不得不说，这些喜剧成分恰到好处地化解了悲剧带来的沉重感，却并没有回避悲剧，而是将其转化为一场辛辣畅快的讽刺和吐槽。并且，《SIX》在喜剧情节的取舍上做得非常好。简而言之就是，该搞笑的地方搞笑，该严肃的地方严肃。
Aline Mayagoitia饰凯瑟琳·霍华德（Joan Marcus 摄）
当最年轻的“皇后”凯瑟琳·霍华德唱起《All you wanna do》，观众们从歌词中读懂了她想揭示的痛苦。她因为遭到性剥削而饱受创伤的命运，被包裹在欢快的舞曲中，她的情绪也随着副歌的反复不断递进，直到在最后一次副歌里，迎来崩溃的嘶吼和眼泪。舞台的气氛一下子从娱乐性的狂欢，转变为对女性受害者的共情。正如学者瓦莱丽·林恩·施拉德（Valerie Lynn Schrader）所言，《SIX》通过“公共记忆的重构”，让观众对角色产生深刻的“伯克式认同”（Burkean identification）。即“使用语言、符号、象征和叙事等手段”建立起与观众之间的联系，引起大家内心深刻的共鸣。在一首首动人歌舞中，观众们和她们同悲喜，共命运。
可以“跟着唱”的音乐剧
传统音乐剧中的“第四面墙”，在《SIX》不复存在。演员们有时直接向观众喊话、邀请观众鼓掌或欢呼。而观众席的每一次欢呼、每一次放声大笑，都能获得台上演员们的反馈。剧中探讨的沉重主题，在音乐和表演的包装下，变成了一种情感的释放。
Brittney Mack饰克里维斯的安妮（Joan Marcus 摄）
而且，近年来《SIX》还有举行“Sing-along”（跟唱场）的传统。平时的音乐剧演出，都要求观众安静观演，但在“Sing-along”场，你可以尽情在台下跟唱。像点唱机音乐剧《妈妈咪呀》、《&Juliet》就曾有跟唱场。前不久上映的《魔法坏女巫》电影版，也有影迷包场“跟唱”。不过和其他音乐剧相比，《SIX》因为独特的舞台设置和演出气氛，格外适合这种形式。在伦敦西区，《SIX》每年都会举行几场特定的跟唱场。多伦多、百老汇、日本巡演……也都举行过跟唱场。有些剧院里不仅可以唱，还可以在《Haus of Holbein》一曲中蹦迪。
“蹦迪曲”《Haus of Holbein》（Joan Marcus 摄）
而且，这些场次还会鼓励当天的观众cos成剧中角色的形象，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这场演出。对了，今年的中巡，也设置了跟唱场，在6月14日。对于原版音乐剧来说，算是“难得一见”。这一下，就真的把《SIX》的现场变成演唱会了！之所以这么做，我想还是因为《SIX》本身的创作理念非常开放。这也符合它的主题：打破台上和台下之间的区隔，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强调与观众的交流和对话。它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甚至推动者。因为“女性叙事”本身就不应该只存在于舞台之上。
百老汇《SIX》剧照（Joan Marcus 摄）
台上的她们，在此刻又不再仅仅是哪个角色、哪个历史人物，而是映射着许许多多与她们相似的人，和她们相似的命运与处境。当历史被流行的语言和现代观点所解构，《SIX》也理所应当地被赋予了一个积极的、乌托邦式的美好结局。“皇后们”意识到：她们不必在规则里玩游戏，而要跳出规则做自己。她们团结起来，大声唱出《SIX》：“Too many years lost in his story, we’re free to take our crowning glory.”“迷失在‘他的故事’里太久，如今我们终于自由，去赢得属于我们的无上光荣。”正如主创所言，他们的目标不是“复述历史”，而是提出一种全新的假设：“如果安妮·博林是这样的人呢？”《SIX》鼓励我们思考女性人生的不同可能。这种可能，也激励着台下的你、我、“她”和“他”。颠覆历史叙事，抹掉那六个词组成的“刻板印象”，拒绝被简单粗暴地归类成“谁的妻子”。在《SIX》里，她们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