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将人性自私推向极致的政治哲学
韩非子：将人性自私推向极致的政治哲学
韩非子将人性的自私推向极致，提出了独特的政治哲学观点。他认为，君主最大的隐患在于过分信任他人，尤其是亲人和重臣。这种观点与儒家的家国同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为理解君臣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韩非子不同于儒家，他明确提醒大家，父子、夫妻关系既然不可靠，君臣关系怎么可能可靠呢？韩非顺势推出一个关乎权力的结论，后妃、太子为什么结成党派，希望君王早死，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憎恨君王，而是想把作为期权的权力立即变现。
防备亲人和重臣
在《备内》这一篇，韩非强调了对维护权力来说最危险、最要警惕的地方。所谓“备内”，就是防备自宫廷内部，也就是后妃嫡子们的挑战，即篡权谋杀。韩非这样一种断定，当然是出自他特别强调的人性自私——各利其利，没有公利。
“备内”说的核心要旨是强调防备两种人。第一，亲人；第二，亲近的重臣。他说，臣下之所以服侍君主，不是因为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形势所迫；臣下时时刻刻觊觎君主的位置，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君主对之傲慢懈怠、视而不见，招来杀身之祸，就不会令人意外。相比于君臣关系，君主与妻子儿女的关系，非常亲近，相互之间也非常信任，臣下便可以通过与他们接近，来实现自己的私利。主父的饿死、申生的被杀，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韩非强调，君主对妻子、儿子尚不可信，何况对其他人呢？！
如此一来，韩非又把政治温情脉脉的面纱，一下子给撕得粉碎，让人觉得惨不忍睹。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够拒绝政治生活？显然是不行的。三人为众，政治乃众人之事。只要有三者相聚，就会发生权威和服从的关系，维持权威和改善服从就是政治。所以人们是拒绝不了政治的。第二，政治是不是可以相当于德行行动？这也不行。政治和德行分流开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政治完全脱离道德的约束，那就变成赤裸裸的争斗，只有权谋、杀戮、酷压。另一种是让政治形成规则，让上下不要胡思乱想而安分守己，按规矩办事，从而保障政治秩序；对民众减轻徭役，以宽政为目标；但是以严苛的方式治官治吏，保障民众对政治的满意度。这样一种合乎“内得于心，外得于人”的中国式道德所求的政治，可能是更值得期望的。
人性的自私
人的恶性，也就是自私，与人的善性，也就是利他，本来应该是人类面对政治时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但在理论上同时重视两者的关系，是很困难的。因此，对人性善恶，先秦诸子可以说各有偏重。儒家，尤其是儒家当中的思孟学派，把人性的善良推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和社会中，对利他所给予的希望的厚重感和可靠感。韩非则是把人性的自私推到了极致，他揭开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世界人性黑暗的另一面。我们先不去评判这种揭示是有利还是有害，至少在对政治的认知上，对我们是有重大帮助的。我们必须基于这一点来读《备内》篇。这一篇强调君王面临的最大祸患，实际上就在于相信别人。这个所谓相信别人，应该解读为过分相信别人，而不能裁以己意，如此，他就势必会受制于人。
如前所述，臣下与君王没有骨肉之亲，服务于君王是不得不如此，是君王的权势所然。但实际上臣下随时随地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窥探君王的心意，觊觎君主的权势。作为君王，很可能对君臣关系有所警惕。但君主对妻子和儿子确实是容易信任的。既然事实显示，这种建立在骨肉至亲基础上的关系都不可信，难道没有骨肉之亲的关系还可信吗？这是从骨肉之亲和夫妻之亲的不可信，推论到君臣之间不可信。这样的思路，跟儒家正好完全相反。儒家特别强调，父子关系可以被复制成君臣关系。可见，从家庭关系推导出政治建制，无法绝对推出儒家式结论，也就是国家能够建立起像家庭那么固若金汤的关系。
从家庭关系推出国家关系，首先确立了信任家庭关系，就会推出家庭式的稳定国家关系；如果不信任家庭关系，那么就会推出不可靠也不稳定的国家关系。韩非不同于儒家，他明确提醒大家，父子、夫妻关系既然不可靠，君臣关系怎么可能可靠呢？这就实际上阻断了儒家的家国同构思路。而且韩非提醒人们，思考家国关系，还存在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思路。
基于这样的思路，韩非进一步分析，在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和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无论是后妃、夫人，还是太子，都非常希望君王早一点死。何以如此？韩非首先强调，夫妻之间没有骨肉之亲，相爱就亲近，不相爱就疏远。就像俗语所说，母亲宠爱孩子，就会把孩子抱起来；母亲厌恶孩子，就会把孩子扔到一边。男人五十岁还很好色，而女人三十岁美色就丧失了。后者服侍前者，怎么能不被疏远和轻蔑呢？因此，色衰的母亲的儿子即便已经立为太子，他也并不能保证继位，而且还一直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他当然就希望君王早点死。君王一死，母亲为太后，儿子就是君主了。所以毒死君王这种事情的发生，便是可以理解的。《桃左春秋》（真伪无法考证）里记载，君王因疾病死亡者不到一半。这意思就是，大多数君王是遭到谋害而死。
韩非提醒道，为利而生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只是宫廷政治的特殊现象。因此，人们不应对亲情、协作抱太高希望，倒相反，应当对之高度警惕。他举例说，王良喜欢好马，是为了让它奔跑；越王勾践热爱人民，是为了让他们战斗。医生替病人吮吸脓血，不是因为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可以得到利益；造车匠希望人人富有，不是因为心地善良，而是希望车子因此可以畅销；做棺材的木匠，希望别人早死，不是因为有蛇蝎心肠，而是因为只有那样他的利益才能够兑现。这也是一种常常不上台面的“人情常理”。从这个道理来讲，韩非顺势推出一个关乎权力的结论，后妃、太子为什么结成党派，希望君王早死，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憎恨君王，而是想把作为期权的权力立即变现。
君主的戒心
面对这么凶险的处境，一个英明的君主就应当谨言慎行，才能保住权位、保全性命、保卫国家。譬如，一个君主，应当不做未经查核的事情，也不吃那些不是按正常方式送来的食物；善于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并虚心听取远方的消息，比照审查大臣的言行，看他们怎么结党，听大臣说的话，明辨他们究竟有没有达到实效，审查办事的结果与大臣最初的设计是不是一致。“参伍之验”，在此就不仅仅是一种比较观察，而且具有行为观察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了。
君王需要明白，士人不能侥幸得到赏赐，赏罚都必须与其行为相宜，奸邪之人就很难危害君主权位；而繁重的徭役让民众感到痛苦，也会催生官吏的权势，官吏有权有势后，徭役就更重了，民众就更厌烦了。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权臣就更会笼络天下，君主就会丧失权位。因此，君主全力削权保民才是天下长治久安的办法。可见，韩非并不主张对百姓残暴，而是主张只能由君主把握善施百姓的权力。他的政治主张，主要侧重点是治官、治吏之法，官吏安分守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么整个国家就安宁了。
百姓安宁，大臣就很难弄权，威势就会被削弱，君王就有爱民之德。韩非举例说，比如，水能灭火是个常识，但如果锅隔在中间，那锅里的水烧干了，锅下的火还很旺，水就不能灭火了。掌管法律的大臣就像锅一样，如果隔断了法律禁止奸邪的通道，法律还有什么用呢？法律要防范一种倒错，就是刑罚只针对百姓，百姓感到冤枉却没处诉说，而大臣蒙蔽君主，相互传递消息，来褫夺君王的实权，让君王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样的一个颠倒，在韩非看来，就是周天子大权旁落的原因。所以“备内”，君王不仅要防自己的妻儿，也要防重臣，杜绝他们借重君王的权势以结党营私。这是韩非从政治角度审视家国、君臣关系得出的与儒家大不一样的结论。这为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冷峻看待父子或君臣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