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的人们是如何评价《史记》的呢？
从古至今的人们是如何评价《史记》的呢？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自古以来就备受推崇。从唐代的刘知己到近现代的梁启超，历代学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多个角度对《史记》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价。本文将从编纂体例、实录精神、人物传记、文章风格等方面，梳理古今中外学者对《史记》的评价，展现这部史学巨著的深远影响。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古至今，古今中外的许多的中外学者，在学习、研究《史记》文本的过程中，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多角度对《史记》编纂体例、实录精神、《史记》人物、文章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有了许多众多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在对《史记》编纂体例的评价方面，唐代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刘知己，是较早的使用史学理论评价《史记》体例的大学者。他在《史通·二体》中说: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作者将《史记》与《春秋》相提并论，而刘知几对《春秋》可谓推崇备至，可见他对于《史记》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又批评《史记》体例的缺点是记事分散、重复。而对司马迁的这一批评，也引起此后对刘知几这一看法的评论。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也对《史记》进行过评价。他指出：《史记》“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揭示出《史记》体例的价值在于沟通天人、贯通古今，体现出历史的内在联系与演变发展，显示他具有开阔的史学视野。“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对《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巨大作用予以了肯定，指出《史记》的巨大影响。
清代考据学兴盛，对《史记》等史学内容的关注也很多，也涌想了很多成果，其中许多学者都对《史记》纪传通史体例的进行了全面评价。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云: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高度肯定司马迁开创纪传体这一历史编纂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明确《史记》对后世史书百年攒的巨大规范性作用。梁玉绳、钱谦益、王鸣盛、章学诚等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肯定的精彩论见与评述。
近代以来，对《史记》的评价络绎不绝。梁启超在评价《史记》时就曾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现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则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高度评价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
在对《史记》记史精神的评价上，历史上多认为《史记》具有极高的实录精神。历史上对《史记》实录精神的评价，经过了一个提出，后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先提出《史记》实录命题的是东汉扬雄。而在东汉时期，班固也对《史记》写史原则与实录精神的内涵做了阐释，即“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唐宋时期的司马贞、张守节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史记》实录精神进行评价。明清学者或从取材严谨审慎角度肯定《史记》的实录精神; 或从撰史方法，扩大《史记》实录精神的内涵; 或从内容之广博、见识之超人等方面整体评价《史记》的实录精神。《史记》行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实录精神为后世史学提供了表率，深刻影响了后代史学。
而在对《史记》中对人物传记记述的评论方面，历史上也多有评价涌现。在宋代时期，由于《史记》被大量刊刻印行，阅读、评论《史记》形成了一股学界与社会流行，其标志是出现了大量的《史记》中的人物的评论文章及《班马异同》等书籍专著。在这众多的人物评论文章中，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所选取的评论对象，多为仁德贤能、宽厚爱民的明君，或奋发有为、功勋卓越大臣。第二，从评论的目的来看，旨在通过品评人物，探究立国之本、治国方略和为人处世道理。第三，从评论者来看，多为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学者，大多为官吏从自身目的出发，对《史记》人物进行评价。此外，由于宋代的人们比较崇尚“论”这种文体，所以人们在评论《史记》人物时，其中的评论者往往善于和较多的抓住《史记》记叙人物的时间或言论，以此来展开评议，纵横议论，深入分析，从而从中得出一些突破陈见的论断。
而到了明代时期，人们评点《史记》人物的视野更为宽广，文学性更强了。从选取的评论对象看，帝王将相、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等，都在评点之列。
而从评论的角度看，明人重视从文学角度评点《史记》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从评论形式看，由于大部分著作都是评点形式，人物评点夹在作品中，常采用画龙点睛法对人物进行概括评价，点出人物特别处，语言简练，通俗晓畅，与宋人的纵横议论不同;。从评论目的上来看，点评者或者抒发在欣赏《史记》过程中的感悟与体验，或者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艺术的品位，鉴赏体悟艺术，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愈来愈远清代学者更加自觉地从文学角度品评人物，探究《史记》的写人艺术。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晚芳《读史管见》、郭嵩焘《史记札记》、章学诚《文史通义》都注重从人物形象塑造、取材等角度评论《史记》的写人艺术。
除此以外，还有对于《史记》文章写作风格的评论。从汉朝起，历经唐宋而到明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士人来尝试发现、挖掘、研究《史记》文学价值，再到将《史记》视为文学著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发展阶段。扬雄的《法言·君子篇》就从文章角度，对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文章做了评点。班固、陶潜等人也对《史记》文采有只言片语的评论。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受到文人的崇敬，学者才真正关注《史记》的文学之美。这是《史记》研究的重大变化。如韩愈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柳宗元认为《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峻洁”。宋人把司马迁经历与《史记》文章风格联系在一起进行评论，这是宋人评论中的新特点。如苏辙、马存注意探讨司马迁壮游天下的经历对其文章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这是创造性的突破。
明清时期在这一问题上也多有成就。在其中，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史记》文学性的高度重视和充分阐发。茅坤认为《史记》具有“风神”之美，呈现出“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并用“逸”来概括《史记》文章的浪漫特色，具有独到性。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史记》“逸”的风格作了形象地诠释: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凸显了《史记》文章风格的飘逸之美。这些评论，都突出了《史记》在文学性上的突出成果和巨大成就，也体现了《史记》在文学上对历史学，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史记》、《史通》、《两千年史记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