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管”施策，疏通当前基层矛盾纠纷“堵点”
“滴管”施策，疏通当前基层矛盾纠纷“堵点”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有效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存在矛盾纠纷比较集中的“堵点”，需要精准分类，“滴管”施策，方能有效解决。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聚集的主要领域
农村土地违建整治中的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农村土地违建拆除成难点。有些案件时过境迁，政策制度发生变化，案件处置无“据”可依；有些案件涉及党的十八大以前违建房，有些地方管理不严，或基层政府执法权限和能力不足，边制止边违建至既成事实。违建人投入较多，拆除后长期上访，期望获法外补偿。农村土地整治也衍生出一些新的矛盾纠纷。一是有些占用耕地开办的营业设施拆除后，产生相应矛盾纠纷，相关信访、诉讼案件数量增加；二是有些案件涉及当地政府较早前支持引进项目如养殖产业，整治过程一刀切解决问题，后遗症很明显；三是有些地方为完成耕地保护任务，要求少种蔬菜多种粮，“粮袋子”与“菜篮子”打架，引发一些矛盾纠纷。
房地产领域中的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开发商擅改规划引发的矛盾纠纷难解决。有的项目擅自增加建筑面积，有的增加建筑物层数，有的减少楼间距，有的降低容积率，有的减少绿化面积。擅改规划致项目无法通过验收，不能如期按合同约定交付办证，致业主群体维权。此类案件多系开发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合谋共同违法。政府监管不到位，竣工验收才发现问题，矛盾纠纷解决难度大。开发商“跑路”或者项目烂尾购房人维权引发维稳困难。有些购房人交付预付金，没有签订合同，尚能承受损失；有些购房人交付首付款，尚未办理贷款；有些购房人已办理贷款，要承担房产烂尾后果，还要承担偿还银行本息义务；有些购房人已付清全款。购房人由等待、希望变绝望，社会稳定风险加大。另外，房地产行业下行引发系统性矛盾纠纷，如相关合同纠纷、工程施工、工资拖欠、劳动争议、劳务纠纷等案件数量增加。
土地征用补偿差距引发的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不同时期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差别引发的矛盾纠纷解决难。一是同时期商业用地补偿标准高于公益用地，当事人事前无权干预，事后上访信访要求补偿差价；二是不同时期土地补偿有差距，后期拆迁补偿时，前期已经安置被拆迁户要求按新标准补差价；三是有的项目先行实施拆迁，后期取得合法拆迁手续，有些被拆迁人以前期拆迁违法为由，要求按后期政策补差价；四是有的项目拆迁时被拆迁人不愿参加社保，选择了现金安置，社保指标都作废了，后来看到办理了社保有领取养老金好处，就上访要求按当年政策补办社保手续，实质上这是不可能的，当年办理社会人均费用数万元，现在补办社保，人均费用数十万元。这些矛盾纠纷都很难解决。
村级组织治理工作中的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村级组织治理中存在一些难以化解的难点问题。有些村社区居民对村社区干部人选有意见，因而对村社区所有工作都有意见；有的居民对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有看法，因而对基层所有组织人选安排有意见；有的居民对村社区议事规则有看法，因而对村社区所有议事决定有意见；有的居民猜测并长期反映村社干部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方面有腐败问题，但经过有关部门多次核查，并无实据，检举者不相信没问题，被检举者长期陷入其中，无法专心踏实干工作。
涉众强制执行案件中的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有些法院一般不受理涉众强制执行案件，让政府自行解决。基层政府认为，未经批准就是违法建筑，政府管不了，造成损失责任自负。基层政府既无法弥补当事人经济损失，又无法解决当事人诉求，各主体相互掣肘，只有使用“拖刀计”“击鼓传花”，拖过现任官员任期，让烫手山芋不要落在自己手里。希望拖到当事人心平气和，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需要耗费时间精力，短期内难以做到，往往事与愿违。
非法集资传销类案件引发矛盾纠纷
调研发现，当前非法集资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绝大多数非法集资传销诈骗案件中，涉案损失难以追回。参与此类案件，受害群体多为老年、妇女和青少年。有些人受害后成为同谋，参与违法犯罪。此类案件查处难度大，追赃成功率低，重点应该在防范，但各类举措效果有限。此类案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纠纷。
供需两侧同步发力
优化矛盾纠纷堵点疏通机制
一是适时优化相关政策。很多矛盾是各地政策差异性导致的。要适时完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指导性文件，明确告知哪些事项是信访无用的，对确定无意义无理由无依据的上访信访，要断绝上访信访通道，不能无休止无原则无时限地耗下去。二是以信息化促进全流程监管。政府要改变以审批代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信息数据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对违章建筑从源头管起，全过程纳入监管系统。对违法行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能制止的，严肃追究监管部门责任。三是优化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制度。从制度上避免同一时段同一区域同等价值的不同项目，设定不同的土地补偿标准。统筹商业开发、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设定相同的补偿标准，避免同类矛盾纠纷反复发生。四是要让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擅改规划致不能办理产权证事宜引发群众上访信访的，要个案化解，更要追究相关主体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在源头上堵塞漏洞，避免同类问题持续产生。
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管育用考机制
干部是破解基层矛盾纠纷困境的关键主体，应根据基层矛盾纠纷发展态势，创新乡镇街道干部选管育用考核评价机制。一是乡镇街道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既要考虑年轻化，又要考虑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基层领导要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具备化解防范矛盾纠纷的能力，学历高和年龄小不一定合适，不宜硬性年轻化。要优化乡镇街道干部选拔使用中有关年龄、性别、文化、能力等方面规定。二是解决基层治理机构职责设置问题，即乡镇（街道）“看得见，管不了”，职能部门“管得了，看不见”。三是要纠正以获得经费为目标的工作思路，有些地方以经费短缺为借口“不给钱不办事”，将矛盾纠纷化解回转到“花钱买平安”老路。四是解决行政级别为工作难点的认识怪圈，不能以基层单位行政级别低、管辖能力等为推诿责任借口。五是纠正基层综合治理人员队伍不足的认识，各层面统计的专职力量与群防群治人员数量不少，而实际工作中却以人手不足为借口。
明确矛盾纠纷源头治理责任主体
基层矛盾纠纷标本兼治要溯源定责。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中，各级均有不同程度地向下推卸责任的趋向。有些地方一谈基层治理，上级的矛盾纠纷可以推到基层，基层的矛盾纠纷要自己消化。乡镇街道虽然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的直接承办者，但缺乏解决问题的抓手，破解困局难度较大。这种排水道似的基层治理思路，会导致矛盾纠纷越积越多，聚焦到上访信访。一些地方基层社会治理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同部门职责交叉或相互推诿。要借鉴环保治理思路，从源头上认识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明确谁引发谁治理的定责思路。部门引发矛盾纠纷，造成基层治理难题，就应该对问题解决承担责任。
完善基层信访维稳考评机制
信访维稳制度优化牵涉各层面权责制衡和相互掣肘，形成共识难度大。一些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当事人广泛流动，上访维稳由户籍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承担责任。有的案件发生在别的地区，当事人上访信访要追责户籍所在地政府责任。维稳一票否决制，执行为基层部门干部承包制，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人盯人事包事，一些地方不得不花钱买平安。每逢敏感时间重要节点，有些乡镇社区干部甚至邀请上访信访重点户重点人外出旅游或吃喝，使上访信访维稳变为各主体心照不宣的“游戏”。因此，只有创新上访信访维稳考评机制，制定科学公平客观评价的规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消化存量与减少增量并进
现有一些矛盾纠纷是难啃的硬骨头，大多系多次上访长期上访案件，缺乏法律政策依据支撑。消化存量核心是当事人教育问题，要对上访信访案件分类精准研判，制定化解积案有效方案。以专家与民众互动等方式，研讨历史遗留案件，以及长期上访信访难点问题，形成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共识。对经司法最终裁决案件，要维护法律尊严，疏堵结合亮明法律态度，对司法程序裁判案件，不能以无原则协商调解抵消司法裁判权威性。对矛盾纠纷化解中要挟基层政府村社区，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发挥检察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功能
检察机关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能够发挥更好作用。对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案件，可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对一些行政部门职责履行有偏差的案件，制发检察建议。实践探索与乡镇街道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深入基层一线，改善线索来源渠道单一状况，发挥好“特邀检察官助理”职能作用，防范化解基层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