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门阀士族制度的保镖——部曲
汉末三国门阀士族制度的保镖——部曲
在汉末三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门阀士族完成了从政治舞台配角到权力核心的华丽转身。他们通过牢牢掌控土地、舆论以及武装力量，构建起了一个稳固且强大的统治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作为门阀士族武装核心的部曲，不仅是一支军事组织，更是士族阶级维系其统治地位的暴力工具。从西汉时期作为军事编制的雏形初现，到东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发展而逐渐武装化，再到汉末三国时期与门阀政治深度融合，部曲的这一演变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士族阶级崛起背后的必然逻辑。
西汉至东汉前中期：部曲的萌芽与庄园武装化
“部曲”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之中，原本指的是军队的建制单位。《汉书·李广传》记载：“广行无部曲行陈”，这清晰地表明在西汉时期，部曲仍然属于国家军队的范畴。汉武帝推行的“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后汉书·百官志》）军事体系，构建起了“部—曲—屯”的三级架构。在这一时期，部曲作为正规军，主要承担着边疆防御以及对外征伐的重要职能。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加剧，豪强地主通过“徒附”“宾客”等方式大量吸纳流民，这就为私家武装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例如南阳豪族刘隆家族“世吏二千石”，在其庄园内部已经出现了“宗族宾客”这样具有准军事性质的组织（《后汉书·刘隆传》），这标志着国家军事力量开始向私人领域渗透。
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逐渐走向武装化。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豪族在农闲的时候“缮甲兵，习战射”，在局势动荡的时候则“聚宾客以自守”。河南南阳英庄汉墓画像石中武士持戟护卫庄园的形象，从考古角度印证了部曲“亦兵亦农”的双重属性。刘秀起兵的时候，邓晨“将宾客会棘阳”（《后汉书·邓晨传》）、贾复“聚众数百人于羽山”（《后汉书·贾复传》），这些由宗族宾客组成的武装力量，成为了东汉政权建立的重要支柱。到了东汉中期，豪强庄园普遍修筑了坞壁、望楼等防御工事，比如南阳樊氏庄园“兵弩器械，货至百万”（《水经注》），这表明私家部曲已经成为脱离国家控制的独立军事单元。
汉末三国：部曲制度与门阀政治的深度绑定
184年爆发的黄巾之乱，成为了部曲制度发生质变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中央军的崩溃，士族门阀以宗族为核心，纷纷组建私家武装。许褚“聚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许褚传》），形成了独立的军事据点；田畴率领部曲进入徐无山，“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三国志·田畴传》），构建起了集生产、防御于一体的自治政权；鲁肃散尽家财，“招聚少年及宗族宾客三百人”（《三国志·鲁肃传》），为孙吴政权储备了武装班底。这些案例充分表明，部曲已经从庄园私兵升级为割据势力。董卓吞并何进部曲后“兵士大盛”（《后汉书·董卓传》），更是凸显了部曲资源对于军阀成败的决定性作用。
士族通过三大体系巩固自身的统治。在经济上，颍川荀氏、弘农杨氏等大族“田连阡陌，徒附万计”，将流民转化为“租牛客户”（《晋书·食货志》），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体；在政治上，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通过举荐制度把控官僚体系。九品中正制确立后，陈群等士族代表直接操纵官员选拔，“上品无寒门”成为普遍现象；在军事上，李通“生擒黄巾大帅吴霸而降其属”（《三国志·李通传》），将农民军转化为私家部曲。孙吴的世袭领兵制使陆逊家族“世领部曲”，江东四姓（顾、陆、朱、张）的部曲成为政权支柱。部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对外是争夺天下的军事资本，对内是镇压叛乱、维护阶级特权的暴力机器。曹操征讨袁绍时，将关中流民“发为义从”（《三国志·梁习传》），实质是与士族争夺部曲控制权，这也折射出门阀武装的稀缺性与战略价值。
曹操虽然推行屯田制、诛杀孔融以打击豪强，但却不得不重用荀彧、司马懿等士族代表。他“礼召豪右，荐举幕府”（《三国志·梁习传》）的政策，暴露了曹魏政权对士族的依赖。即便在消灭袁绍之后，曹操仍然需要保留河北士族的部曲特权，这种“削枝固干”的策略，本质上是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下的无奈妥协。
孙吴通过“领兵复客制”将部曲世袭化，陆逊虽被逼死，但其家族仍掌控“部曲五千”（《三国志·陆逊传》），显示出政权对士族武装的深度绑定；蜀汉以荆州集团压制益州士族，但诸葛亮南征时仍要借助南中豪强的“部曲劲卒”（《华阳国志》），暴露了外来政权对本土武装的依赖。两者的共同困境在于：既要利用士族部曲维持统治，又需防范其势力膨胀。孙权诛杀陆逊却保留江东四姓特权、刘备打压益州士族却重用诸葛亮家族，本质上是对门阀阶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有限斗争。
历史必然：门阀政治的定型与延续
曹丕代汉后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标志着士族从政治参与者转变为统治者。河内司马氏通过联姻颍川荀氏、掌控中正官职位，最终完成魏晋禅代。这一制度使得“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王沉传》），士族部曲成为维护门阀特权的核心武力。即便经历永嘉之乱、南北朝更迭，门阀士族仍能依托部曲武装维系地位，直至唐代科举制的出现，才瓦解了其政治垄断。
在中央集权崩溃、科举制度缺失的汉末三国，部曲武装提供了三重历史功能。它为乱世中的士族提供了生存保障，坞壁经济与部曲武装使士族能够脱离中央自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部曲通过暴力镇压农民起义、打击寒门势力；在权力博弈中，部曲规模直接决定政治话语权。正如刘备以关羽、张飞“分统部曲”（《三国志·关羽传》）起家，董卓兼并何进部曲而势盛，群雄成败皆系于能否驾驭士族武装。这种历史选择背后，是土地私有制、宗法制度与军事贵族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论
汉末三国时期是门阀士族大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从原来政治格局中的一级（宦官、外戚、士族）逐渐走向政治的核心。通过陈群的九品中正法，门阀士族确立了其统治地位，这种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代才逐渐没落。在汉末三国这一关键时期，我们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处处都能看到士族斗争的身影。各个诸侯对士族的不同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自身政权的命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士族门阀这一阶级，即“门阀地主阶级”的强大。他们掌握着大量土地，控制着地方经济；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作为读书人，他们掌握了舆论和政权人事；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拥有部曲，这让他们具备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武装力量。即便是像曹操这样杀伐果断的人，也难免要和士族门阀妥协，他的儿子曹丕建立的曹魏政权最终还是完全倒向了士族门阀。在那个时代，亲疏关系往往由阶级来划分。孔融被杀死，袁氏家族被打倒，孙权逼死陆逊，蜀汉压制益州本地士族，但他们都无法打倒整个士族门阀阶级。因为在那个乱世，没有科举制，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特别是东汉末年，朝廷中央军崩溃，各个诸侯既要依靠士族，更要依靠士族武装——部曲。这就是时代的必然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底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