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龙”祭祀中的中国古代山川信仰
“投龙”祭祀中的中国古代山川信仰
"投龙"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山川祭祀仪式，通过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器物投入山川之中，以达到沟通神灵、祈福消灾的目的。这一仪式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的道教活动，至唐代正式成为国家仪典，并在宋代达到鼎盛。2024年12月1日，由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总策划的"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展，展出约230件（组）相关文物，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山川有灵：先秦秦汉的山川祭祀
上古以来，山川就成为崇拜与祭祀的对象。早期山川具有双重神圣性，他们既是国家疆土的象征，又是自然之神，可主水旱、可证盟约、可消灾去病。先秦时期形成的山川的形象与功能，对后代影响至深。秦汉时代，“五岳四渎”祭祀体系形成，是古代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川祭祀和盟誓仪式中均以玉为先导，辅以车马、牺牲等祭品，或沉或埋，这些制度在后代的投龙仪式中得到了沿用。
北宋金龙，1950年代于杭州西湖出水，浙江省博物馆藏
告盟天地：晋唐之际投龙的出现和兴起
借鉴了中国商周至秦汉的山川祭祀、盟誓仪式，并创造性地加入了担当神圣信使职责的“龙”，道教用于求仙、祈福的投龙仪式在东晋正式出现。东晋以来，江南逐渐形成了以求仙为主要背景的名山谱系——洞天，也是道教投龙仪式的场所。从唐初开始，投龙仪式与帝王本命信仰、洞天福地理论进一步结合，被改造并正式确立为国家祭祀，并日趋制度化。洞天谱系在盛唐时期开始与五岳相融合，发展成为拥有118处名山的“洞天福地”谱系，并在晚唐进一步将国家祭祀的“岳镇海渎”纳入其中。武则天、唐玄宗均频繁派遣使者至名山洞天投龙。就考古所见，五代吴越国是最频繁举行投龙的地方政权，也保存有最多的出土文物。
战国秦骃玉版甲版、乙版，上海博物馆藏
保安宗社：宋明之际的投龙
宋代官方的投龙活动已经成为每年固定的制度。道教在宋代日渐国家化，投龙仪式也被赋予了更多制度性的为国祈福的目的。求仙的功能日趋弱化，奉祀山川、保安宗社的内涵大幅度提升。早期的山川祭祀和道教的投龙祭祀，逐渐实现了重合，投龙演变成了国家山川祭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宋代中期后，投龙的频次和地点大为减少。金、元两朝沿袭宋代，道士投龙于名山水府的同时，还往往代表帝王祭祀五岳四渎。明代除了洞天投龙，还出现了武当山投龙和陵山投龙。中国古代官方的投龙活动，结束于明代。
澄怀观道：山水中的文人传统
魏晋之际，随着道教与佛教隐逸文化的盛行，文人传统的山水文化也开始萌生。山水之美通过文学与绘画的方式被文人赞美，也由此成为全社会所熟识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具有神异特质的仙山灵泉也通过微缩的形式在不同尺度上得以复制，如园林、书斋，乃至案头清供等。但无论是诗歌吟咏、妙笔丹青，还是置于案头的奇石，在本质上，他们都与人的“形”和“神”息息相关，并进而通过“居”与“游”的方式与人相契。晋人宗炳便曾说：“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走。”由此，无论是耸立于天地之中的昆仑，还是远在东海之外的蓬莱，都可以在文人的方寸壶天之中得见。
"投龙"特展海报
"投龙"特展在西湖边展出有其特殊的意义。陶金指出，在古人心目中，西湖不仅是一处诗情画意、充满传说的场所，同时也是一处神圣空间，是吴越国地主为自己保境安民祈祷的所在。“中国的古人不去把山川切成石块建起大教堂，而是用意念把山水圣化成一处处在山川中的神庙。大家应该带着这些记忆回到这些山水中，重新去体会、去感受这些场所背后所蕴含的数千年的文化精神。”
总策展人魏祝挺也想借"投龙"特展的机会向公众第一次提出，西湖不仅有文化景观、文化传统，它还是中国山川祭祀的重要场所。1955年到1957年，杭州西湖清淤中出土的吴越国8条银简，是现存最多数量的单一地点出土的投龙简，说明吴越国历代国王都在进行祭祀。选择在西湖边举办"投龙"特展，也是想反映从吴越国开始的将西湖提升为洞天水府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