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日本人视线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120年前日本人视线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中国经济全书》是一部编纂于1907年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详细记录了清末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其中对上海的描述尤为详尽。这部由东亚同文书院师生历时十余年实地调查而成的巨著，不仅展现了当时日本人对上海的深入了解，也为今天研究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日本人早期有关上海的著述
近代日本人与上海的接触始于1862年官派商船“千岁丸”的上海之行。1866年，岸田吟香在上海居住近八个月，留下了一部详尽的《吴淞日记》。1875年，明治政府下令三菱汽船会社开设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路，此后来往于各地与上海的日本人逐年增加。
岸田吟香
《中国经济全书》是一部怎样的著述？
《中国经济全书》是在东亚同文书院上百名师生历时十余年的各地调查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大著。该书院由东亚同文会创办，旨在培养掌握汉语、熟悉中国国情的日本人。书院组织师生进行实地考察，出版《中国研究》杂志，并编撰了多种文献汇编。
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贸易的宽广前景，可谓世人皆知。然而迄今尚未见到两国间的重大成绩，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中国经济状况太过复杂，虽是多年的实际从业者，也很难了解其全貌。为此，本会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之初便立志要编纂一本大书，将其真相条分缕析地撰写出来，以供世人知晓。”
《中国经济全书》中的上海人日常生活图景
令人惊讶的是，在1907年或之前，日本人就已注意到上海存在着“江北人”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书中对人力车夫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详细描述：
“上海的东洋车夫（人力车夫）的人数，足有八千以上。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城外流经黄浦江岸西门旁的泥河里二条及沿城墙狭窄地带的小屋，以及零零散散居住在美租界西北部，租界内和城内很少，因为租界之地人烟稠密，租金极贵，仅可容膝之地尚要三四元，是他们这些低档营生者所难以承受的。所谓城内，是清国诸都城中规模最小的沪城，道路狭隘，且铺设的石板凹凸不平，毕竟不便于人力车的通行，因而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城区之外的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江北人，很多居住在船上，在陆上的人，其住房多为平房，形成了部落团体。室内阴郁，多湿气，多为泥地，污秽肮脏，其生活状况，与前文叙述的小车夫大抵相似，不再赘述。这里稍稍述及船上生活者。几经风霜雨雪，原先木船的船板大抵都古旧破损，遭遇大风浪时，每每被波涛击毁，沉入水底，于是便编制一些竹筏，上面搭建棚顶以避风雨。木船或竹筏的位置容易随着潮涨潮落而改变，因而多为碇泊在一处，不再移动。此等船上生活者，很多事越过长江，经苏州来到上海的，家眷均住在船上。船上生活的样态，大致可将船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厨房，有几个砂锅放置在自己搭建的灶台上，每每可见锅内在煮着什么。有几双筷子竖放在筷笼里。锅碗瓢盆和作为燃料的枯枝杂放在一边，妻子在烟熏火燎的灶台边大声叫唤着什么。其次是卧室，褴褛的被褥终日不叠。余下的一处充作起居间，可见一个小小的佛龛，家人多在卧室。”
1927年，上海街头的黄包车
书中还详细描述了上海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上海一地，乃百货辐凑之衢，其商业之繁盛，可谓东洋第一，高楼大厦连甍，大铺小店接轩，竞相争盛。天下之奇物珍品，重要之货，零碎之物，皆汇聚于此。各类商人，千状万态，欲调查其混杂缤纷的生活程度，实在困难。虽然如此，万物皆有一定规律，诸事皆有一条准绳。以一推十，可知大概。以下，将上海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以示其一个月的生活经费。”
1910年9月，上海，热闹的街道
书中对“买办”这一词语或这一阶级进行了清晰而生动的描述：
“西人富有冒险心和坚韧的事业精神，但对于中国错综复杂的商业习惯，要学习晦涩诘屈的中国语，实在感到痛苦。于是不得不把花钱雇佣那些通晓商务的中国人把具体的交易交给那些中国人去做。现今的对华贸易几乎都是借助这些中国人的手在进行。广东人是清人中最早与外国人进行通商交易、会使用英语和其他外语的人，不仅如此，他们在中国内地各处进行贸易，对各地的商业情况非常了解，大抵能满足洋人的需求，活跃于外商与内商之间，成为货物买卖的媒介者。是故，今日从事这类行业的多是广东人，洋人谓之Comprador，清人称之买办，在北清（华北）称为领事的。其后随着贸易的兴盛，对外开放港口的增加，各地商人渐渐通晓外语，见到这类商人获利甚厚，于是争相应聘。于是洋人就对这类应聘者进行考试，并交纳相当的身份保证金，或者请具有相当资产的人做担保，以防其重大的商业失策或欺诈瞒骗行为。因有洋人的背景，于是不仅是在商业上，在其他诸种业务上，也采用买办制度。后来的清人觉得做买办不仅很体面，且又可获得利益，不久便拥有巨额资产，且可堂而皇之地捐个后补道台的官职。要成为买办，首先要缴纳保证金，请人来做担保。他们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定额的报酬，另一是商业回扣。回扣的比率根据你的业务成绩、你的地位高低大小来决定。买办根据自己的业务规模，再雇佣若干助手帮自己做事。”
书中对买办代表之一的上海各家银行买办的月收入做了一个调查，以正买办的月收入为例，最高的是露清银行（日文汉字如此，中文应该是“华俄道胜银行”，英文表示是Russo-Chinese Bank），两百两，最低是日本人开设的横滨正金银行，五十两，其他诸如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是一百两。这在当时，当然是很高的报酬了，与人力车夫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了。
《中国经济全书》除了对财政、税收、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经济状况等有详细的考察之外，对中国的社会、一般人的家国观念也做了颇为深入的调查和记述，对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尤其是经济收支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上自富有的买办阶级、下至穷苦的黄包车夫等，都做了个案的详实研究。此书的编撰者们，未必受过严谨的社会学训练（社会学本身也是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也未必具有系统的文化人类学（也是晚至19世纪末才出现）知识和方法，但他们的具体做法，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动员了上百名的学生深入各个角落进行实地考察，在现场做了大量的采访记录。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他们甚至留起了辫子，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尽可能使用地道的中国话（彼时的中国，方言的力量强大，官话尚未在各阶级普及，即使发音不佳，也不容易被辨识），又凭借可以阅读和识别汉字的有利条件，得以采录到大量第一手的数据，记述了接近实相的中国社会的现场图景，而当时的中国本土，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和个人实施过这样的田野调查式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完整的记录，同时西洋人因言语和文字的阻隔，再加之相貌习俗的差异，难以深入中国各个阶层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经济全书》，对于研究清末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社会生活史，以及这一时代日本人对中国和上海的认知，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