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诗人的穷途》：从一个文人的命运沉浮里，窥见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态
《高启：诗人的穷途》：从一个文人的命运沉浮里，窥见元末明初的政治生态
高启，这位被誉为“明朝最伟大诗人”的文人，其短暂而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不仅展现了个人才华与命运的交织，更折射出元末明初复杂的政治生态。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所著的《高启：诗人的穷途》，通过深入研究高启的诗歌与生平，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诗人形象。
诗人的诞生：高启及其生平
官方史书里的高启
《明史》里对高启的记录仅仅一页，只有两三百字，具体生平被一笔带过。
未被史书记载的原因
这是因为高启被牵扯进洪武第一件文人惨案——魏观案里，死后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所以身后留下的、可以被用来仔细研究的材料并不多。可以说，高启的一生，充满了谜团。
历史学家的破解之道
汉学家牟复礼从高启的诗歌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史不分家”观念，用诗歌与史料共同勾勒出高启的行踪与交游。
具体生平
少年时期
居住在苏州长洲，从小都在准备科举考试中度过。但因元朝科举场上贪腐丛生，即使一朝科举中榜，恐怕也不能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反而可能会为整个家族招来杀身之祸。因此，高启虽然在年少时一直准备科举考试、学习儒家经典，但他却没有真正去参加考试。他也开始尝试写诗，并且在苏州的诗人圈子里小有名气。
青年时期
居住在苏州郊野青丘，并用两三年时间游历了整个江浙。冠礼后，高启迎娶了苏州当地富商之女，与岳父以及妻子的六七个兄弟建立了友好关系。婚后，高启常居妻子母家青丘，并自称自己为“青丘子”，留下一首壮志豪情的《青丘子歌》来展现他二十二岁的精神理想追求。生于乱世，高启不愿屈从那些跳上历史舞台的小丑，他决定保留自己的实力，蓄势待发。
中年时期
回到了苏州，高启被卷入到了张士诚政权中。并且加入了苏州的诗人团体“北郭十友”。当时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招揽，从起义军变成朝廷承认的官员，又又展现出对青年才俊的欣赏与亲睐，于是高启等苏州诗人们都慢慢靠近了这一政权。好景不长，很快张士诚再次宣布反叛元朝，高启新结识的朋友们一朝被打为了“叛贼”，而高启逃去了青丘，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壮志豪情都破碎了，他再次退回诗歌的世界里找寻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穷途
1368年冬天，打败竞争者们并建立起明朝的朱元璋征集并任命了十六位有学之士进入翰林院，要他们立即开始修订《元史》，高启的名字也在征集名单之中。高启动身前往南京，开始修订《元史》。两年后，朱元璋打算给高启升职，但高启推脱自己历练不够，求乞归家，并且与当时担任苏州知府的魏观相识，结为好友。1373年，魏观被御史张度举报有逆反之心，朱元璋震怒，立刻下令处死魏观及其同党，高启被牵连，一并被腰斩于南京，当时他仅有三十九岁。
诗人之死：元末明初的风云
四个角色的登场
这一时期，原本在历史舞台正中央的，是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到了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政权事实上已经萎缩消失，整个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都陷入了无序和混乱状态，各地怀有野心的叛乱者们后开始为自己抢占据点、争夺地盘。在这个历史时期，东南一角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两个盐贩子、一个书吏和一个僧人粉墨登场，逐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这两个盐贩子举兵造反，这个书吏成了叛军首领，而这个僧人由土匪变成吴王，最终称帝。僧人就是朱元璋，两个盐贩子是方国珍和张士诚，书吏是陈友谅。
张士诚政权与朱元璋的角逐
高启及其家族一直居住在苏州，而苏州正是张士诚的地盘。待到张士诚归顺元朝以后，高启返回苏州，与“北郭十友”展开交往，并且与张士诚的政权有了交集和联系。但最终是朱元璋在1368年继承了天命，建立明朝初期，朱元璋尤其怨恨曾拥护过张士诚统治的苏州百姓。他加重了苏州地区的赋税，以酷刑处理了曾投靠张士诚政权的文人们，并且加派魏观担任苏州知府，进一步推进他对苏州的报复计划。
这使得高启和苏州百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朱元璋为期三十一年的统治强韧有力，但他也因敏感多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狠戾的暴君之一，在明朝初期，不少文人义士被残忍报复，故而高启在修订完《元史》后，选择退居家乡，重回诗歌世界。
悲剧根源：儒家的英雄主义
儒家的英雄主义表现在：
- 创作诗歌，展现才华与创造力；
- 入世走上仕途，以自己才能实现理想社会。
高启的根本悲剧：
身处文明的士人，却身处注定被武力支配的年代。儒家教给高启的是如何用自己的才华与能力造福社会，如何辅佐明君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然而乱世当头，野心家与跳梁小丑层出不穷，有修养的人反而会被其学识所限制，很难取得成功。
总之，《高启：诗人的穷途》以诗观史，从微观里打捞史实，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元末明初复杂的政治风云，也为我们勾勒出高启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诗人的一生：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少年时代曾意气风发想要追求理想，他也曾被时局重创，心灰意冷如同失意的英雄，而最终他的一生如同谜语一般终止于在帝王的暴怒里，唯有他的诗歌永存，唯有他曾写过的字句，证明他曾鲜活地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