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背后的真实历史

“焚书坑儒”背后的真实历史

“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但其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将通过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为您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焚书坑儒”一说流传了很长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说法甚至被一些人当作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依据。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史籍记载就会发现，实际上只有焚书一事是确凿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方士”的讹传。

焚书事件的真相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颁布的焚书令中，明确规定所焚烧的是民间私自收藏的“百家语”，并非专门针对儒家。而且，官方博士所掌管的学问并不在禁止之列，而实际上当时的博士大多是儒生。所以，距离秦朝较近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明确指出，这是秦始皇“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从这里可以看出，焚书并非单纯针对儒家，其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坑儒”事件的真相

再看所谓的“坑儒”事件。始皇三十五年发生的坑方士事件，与一般认知中的“坑儒”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实际上是秦始皇个人因愤怒而进行的报复行为，并非秦王朝的既定政策。秦始皇当时一怒之下，一共杀掉了他所聘请的“文学、方术士”460多人。但我认为，秦始皇所杀的是方士，不能称之为“坑儒”。

从事件的起因来看，此事件的肇事者侯生、卢生，以及秦始皇自己所列举的诸生代表人物，如徐市、韩众等，他们都是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为秦始皇访仙、求不死药，这些都是典型的方士行为。在耗费了大量钱财后，不仅仙药没有求到，他们还“终不报”，直接逃之夭夭。秦始皇觉得自己上当受骗，愤怒之下才杀人，这和后世的君主，比如汉武帝杀掉李少翁、栾大等方士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秦始皇这次株连的范围过宽，导致冤假错案较多。

从定罪的罪名来看，秦始皇给被杀者定的罪名是“诽谤”皇帝，而不是因为他们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所以，即便这460多人中确实有儒生，但秦始皇并非因为他们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将其定罪杀害，因此不能称之为“坑儒”。

汉初的大儒，像贾谊、董仲舒等，他们对秦朝的政治多有评论，也多次谴责焚书一事，但从来没有提及过坑方士这件事。《史记》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贾谊、董仲舒他们自然是知道的。知道却不议论，应当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假设秦始皇真的坑杀了儒生，以贾谊、董仲舒的性格和对儒家的维护，似乎没有不议论的道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秦始皇并没有坑儒。

论者常常引用公子扶苏劝谏秦始皇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以此来证明秦始皇“坑儒生”。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扶苏当时并非是在做客观论述，而是为那些被杀的人求情。既然是求情，就必须列举可以赦免他们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至少求情者自己要估计到有可能被对方接受。以扶苏的贤能，以及他和秦始皇的父子关系，他应当知道秦始皇并不是因为儒家信仰而杀人，并且知道秦始皇相当尊重孔子，所以才会以“诵法孔子”作为说辞，否则岂不是火上浇油。由此可见，扶苏的话不但不能证明“坑儒”一事，反而可以作为未曾“坑儒”的旁证。

虽然求情的话不一定完全属实，但也不可能全是虚构。固然被杀者主要是方士，罪名主要是方士行骗和诽谤。不过侯生、卢生一起诽谤秦始皇无道，言辞和观点很像儒家的风格，这可以作为“诵法孔子”的一种解释。然而，神仙方士毕竟不是儒生，侯生、卢生说的仁、义，并不是期望秦始皇施行儒术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说“不能为他求仙药”罢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不同，这是神仙方士和儒家的根本区别。

方士称引孔子，实际上只是他们骗术的一部分。一方面，孔子作为先秦诸子中的第一位伟大先驱，自然有很高的威望；另一方面，当时的神仙方士大多尊崇齐燕蓬莱神仙系，和产生于齐、鲁文化的儒家在地理上是一致的，自然会受到儒家影响，并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同时，产生于齐鲁文化的邹衍阴阳五行学派也被“儒”和“神仙”分别吸收。但是因为终极目标不同，儒、神仙两派始终界限分明，他们各自吸收和利用的阴阳学派的部分也截然不同。而且这些都是秦朝以后的事情。在《汉书·艺文志》中，仍然将儒、阴阳二派分列，并比较它们的长短。而神仙学派则被列为三十六方技之末，对它的评价甚至低于“房中术”。由此可见，神仙方士学派在秦朝时，吸收了一些儒家观点，但绝不是儒家，也没有混淆不清的情况。

方士因为他们卑劣的欺骗行为被杀，在西汉时，这些事情自然不值得贤能之士一提。但到了东汉，距离秦朝已经很远了，“剧秦”的社会舆论盛行，儒家独尊的地位已经确立，再加上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的学风日益严重，这些都为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提供了土壤。类似的故事也随之出现。

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儒林传》时，保存了其中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引用了比班固稍晚的卫宏在古文《周官书·序》中所讲述的内容，大概意思是：秦始皇焚书后“害怕天下人不服”，就以封官（郎）为诱饵，诱集了“诸生贤儒”七百多人。在骊山山谷内提前做好布置，让诸生到山谷内冬季种瓜的地方进行现场调研。等诸生正在相互辩论、质疑的时候，“发动机关，从上面填土，把他们都压死，最终没了声音”。这个故事非常离奇，用“机关”活埋诸生更是充满戏剧性。但它不符合秦始皇的统治风格，在两汉的其他史籍中也没有记载，应该属于稗官野史、小说家的言论，不足以让人相信。然而，也可以看出这类故事的社会影响相当大，竟然被颜师古记录了下来。不仅如此，像班固、王充等有见识的人也没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暂且不论把六经缺损归咎于焚书令的观点是否公允，也不论把焚书仅仅局限于焚烧诗书是否妥当，在这里，班固已经有意无意地将毫不相干的“焚书”与“杀术士”两件事并列了。司马迁记录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的是神仙学派之士。而班固用“术士”这个词，词义更加广泛，泛指“学术之士”。又与焚烧诗书并列，和“六学之缺”联系起来，那么所谓的“术士”就已经有暗指“儒生”的意思了，确实很容易被附会为“焚书坑儒”。像班固这样优秀的史官，如果有司马迁所不知道的杀儒生的史料，自然会在合适的纪传中记载。但《汉书》和《史记》重复的地方，并没有发现重要的新史料，更没有看到对“杀术士”的详细阐述。事实上，整个秦朝，史书上没有记载杀博士的事情。而汉初今文经书的流传，实际上依赖于原来秦朝博士的背诵。可见，“杀术士”这句话只应该指秦始皇三十五年杀方士这件事。这个问题在更晚出现的王充的《论衡》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论衡·语增篇》曾经斥责当时流传的把“焚书”“坑儒”两件事混为一谈的说法是荒谬的，又斥责夸大被杀诸生人数的说法是虚假的，所依据的事实都来自《史记》。关于焚书的事情，王充几乎逐字逐句摘引《史记》。但对于“坑方士”这件事，却只是转述为：“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不知道根据什么书，王充把《史记》中记载的被杀人数的约数改成了实数，其他字句有省略但没有增加。但省略的恰恰是方士的身份及其欺骗行为。尽管王充斥责当时流传的把焚书坑儒当作一件事，并夸大被杀人数的说法是“增语”，但他却令人惊讶地武断地说：考察秦始皇“燔诗书，坑儒士，实也”。由此也可以知道，当时流传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影响有多大。从此，这更增添了秦王朝“尊法反儒”的色彩，“焚书坑儒”几乎成为千古定论。虽然近代的章太炎在《秦政篇》中指明秦始皇所坑的是方士，可惜没有深入分析。

严格来说，就事论事，焚书令并非秦王朝的重大政策，更不用说杀方士这件事了。但因为它们涉及对秦王朝“尊法反儒”路线的评价，更因为涉及我国古代从诸侯割据走向大一统，以及儒家学派成为独尊的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没有一个帝王尊崇儒家。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四处奔波，就像丧家之犬一样，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孟子游说诸侯，虽然出行有高车大马，但也没有遭受陈蔡之厄，可同样没有得到器重。相反，战国时期一直到汉初，兵家、法家、纵横家大多能在朝堂上担任将相，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兼并，诸子百家纷纷游说诸侯，讲求王霸之道。儒家的学说显得迂腐，又缺乏具体的富国强兵之策，远远不及兵家、法家、纵横家的学说犀利、现实。秦国从秦孝公以后，有商鞅、范雎、张仪、白起、王翦等人相继担任将相。与山东诸国相比，秦国最能始终如一地、充分地发挥兵家、法家、纵横家的长处。

兵家、法家、纵横家的传统帮助秦王朝统一了华夏，但也让秦王朝局限于这种“取天下”的经验，将其用于“治天下”，却不思改变。汉初的贤能之士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经验教训，所以陆贾劝说汉高祖：“可以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却以顺应民心的方式来守住天下，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长久的治国之术。……秦朝一味使用刑法而不知改变，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假如秦朝统一天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怎么能得到天下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历史表明，儒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哲学是适应华夏大一统需要的。当然，也必须抛弃儒家原本的一些迂腐成分。例如陆贾已经提出“逆取顺守”，而不再像孟子那样只讲“仁义而已”。应该指出，秦王朝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儒生能够担任博士，掌管典籍，制定礼乐，以备咨询，还能参与朝议。儒家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发言权与在战国诸侯朝廷上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但秦王朝最终没能摆脱其法家传统，而儒家自身也没有来得及改造。应该说，从法家传统来看，秦王朝确实“绌儒”。然而从儒家发展的角度看，秦朝又是儒家后来取得独尊地位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简单地把秦朝归结为“尊法反儒”，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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