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半岛的本色与渊源
古代朝鲜半岛的本色与渊源
朝鲜半岛位于北纬34度至43度之间的一小片土地上，东北与俄罗斯相连，西北经长白山与中国大陆相接，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由于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源头几乎汇集在同一个点上，使得半岛和欧亚大陆之间没有陆地接触点相连，以至于在整个欧亚版图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鸭绿江和图们江分隔着的“半岛”。
半岛地缘的内外
从纯粹的地理关系上讲，“朝鲜半岛”既可以是与中国大陆“相连”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大陆主体的一处“延伸”。这种复杂、交织、模糊的地缘特点，形成了半岛古代历史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沿海民族之间人口迁移、文化交流的便利程度，超过我们今天的想像和历史的记载。就人种来说，古代半岛汉江以北的居民扶余、秽、貊、沃沮、句丽等族，都是从中国境内迁入的。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在原地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此后一直到西晋末年约四百年的时间，朝鲜都为中国郡县。公元313年，高句丽侵入乐浪，不久百济、新罗也相继崛起，开启半岛上的三国时代，中国与半岛才开始有内外之别。
高句丽是东北亚的一个古国，跨境而居，共存在了700多年（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由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其统治期间，前400年的都城都在今中国境内的吉林集安，后300年在中原王朝的武力威胁下，把都城迁到平壤。
隋朝时，高句丽国力日渐强盛，“不遵臣礼”，拒绝向隋朝朝贡称臣，并试图联合北方的突厥势力，抵抗隋朝。为消除外患，隋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征集全国二百万大军征讨高句丽，结果，由于当地气候的极度寒冷等诸多因素，“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大业十年，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后，隋朝再也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和将领叛变，导致最终灭亡。
后来，唐朝采取“远交近攻”战略，与半岛上的新罗政权联合，消灭高句丽。其境内的居民，一部分迁至长安，被汉人同化；一部分与境内之前的粟末靺鞨人合并；一部分迁入半岛南部，与当地土著三韩人结合。后来三韩人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虽然自称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但实际上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
东亚世界的小中华
东亚关系史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由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堀敏一提出的“册封体制论”认为，中原王朝通过册封东亚各国君长为王，建立君臣关系，使之名义上获得同中国内地封王爵者相似的地位，从而确立周邻秩序的事实即为“册封”。伴随着册封关系而形成的包括政治、朝贡、外交、宗教、文化等诸多层面在内的体制则为“册封体制”。历史上，以册封体制为基础，中国、朝鲜、日本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和历史世界：东亚世界。
虽然朝鲜半岛上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集中在汉江以南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但半岛上最早的政权却不是三韩人建立的。在有关半岛开国的诸多传说中，“箕子朝鲜”的故事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箕子本是商朝宗世，《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而半岛史书《东国通鉴》认为：“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半岛上的人民曾将箕子当作神祭祀。
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半岛后，对唐朝十分感恩戴德，很多典章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都取法于唐朝。以至儒学昌明，被誉为“君子之邦”。后来，随着唐朝国力的衰弱，新罗也随之衰落，半岛再次陷入后三国并立的分裂局面，最终由后高丽将领王建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开启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又称王氏高丽，其统治阶段正值中国宋元时期，面临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势力的侵扰，有时会奉他们为正统，但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准比这些“蛮族”高，“贵中国，贱夷狄”：“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1392年-1897年）后，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其为“朝鲜国王”。“朝鲜”二字取“国在东方，朝日鲜明”之意。李氏朝鲜五百多年，以继承箕子正统自居：“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自称“小中华”，不但以明朝皇帝年号纪年，国君尊明朝皇帝为君父，凡国王登基、选立世子等事，无不向明朝皇帝呈请册封；而且在儒家事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虔诚地效仿明代文化，在政治体制、科举、律令、礼仪文化乃至衣着服色等方面无不模仿明朝：仿《大明会典》制定《经国大典》；仿明内阁设集贤殿；仿明六部设六曹；仿明国子监设春秋馆；首都汉城的城郭宫阙亦仿明制。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借道朝鲜入侵中国，李朝请求明朝的援助。当时的明朝因为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并不富裕，但面对朝鲜的求助，万历皇帝自己出钱，援助朝鲜。明朝灭亡后，李朝通过建造“大报坛”、编撰《尊周汇编》、使用“大明崇祯后”纪年等方式，表达感激与忠心。清朝入关后，直至乾隆年间，朝鲜使臣认为满人入关并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才改变对清朝的态度，但每一个来华的朝鲜使臣，都肩负着搜集明朝文物的任务，甚至连崇祯皇帝的手书都被带回半岛去。1930年，国民党元老张继访问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发现朝鲜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大明崇祯后”纪年。
汉语书写里的乌托邦
历史上，虽然半岛人民有自己相当完备的口头歌唱与传说体系，但知识分子们在书写时，使用的却是汉字，于是就出现了发音与书写不一致的现象。从语言学上来讲，韩语属于胶着型语言，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差别很大，半岛文人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用汉语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工具，在汉字里寄托自己的仕途理想和人生情怀，确实是让人惊异的事。
在隋朝以前，朝鲜半岛已有人精通汉文学，但还只限于少数的特殊人物。唐朝初年，普通人的汉文学修养得到大幅度提高。当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相互角逐，新罗僻处半岛东南隅，接受中国文化较晚，为实现其野心，唐贞观以后，采取积极的亲唐政策，经常与唐朝进行国书往来，汉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外交功能。统治者对汉语文章特别重视，将其提高到推动国家统一的层面：“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一面向唐室奏请文章、向中国民间搜求名著，一面不断派遣学生赴唐留学，为数甚众。唐代科举取士及第者中就有不少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崔承佑、金云卿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857年-？）留唐十八年，是朝鲜汉文学最早的大家，担任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后，高骈被任命为诸道兵马都统，崔致远为他写了大量的公书文牒，其中《檄黄巢书》一文一度轰动唐朝文坛。顾云在《送崔致远西游将还》中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惊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崔致远与后来的李奎报和李齐贤被称为半岛文学史上的三大汉语诗人。
高丽王朝时期，设科举以诗赋取士，萧统的《文选》被列为学习文章的必读书，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要进诗三篇、赋一篇，这些措施和鼓励有力推动了汉文书写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出现了李奎报、李仁老、金丘、李齐贤、李崇仁、崔滋等杰出人才。12世纪初的《三国史记》和13世纪的《三国遗事》等半岛本土历史著作，都是用纯汉字书写的。
朝鲜王朝世宗李祹（1418年-1450年在位）时，因为汉字繁复，不便普通民众学习，韩语里的有些词在替换成汉语时，很多细微的含义无法翻译，造成表达的缺憾、意义的流失，于是命人创制谚文，却遭到了文武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尽管困难重重，世宗还是在宫中设立了谚文局，任命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儒臣创制谚文。他们在研究半岛语音的基础上，参考中国韵书、汉字基本笔画和其他语言字形结构，于1443年公布了包括28个字母在内的“训民正音”(即谚文)，使半岛真正拥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在半岛历史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甲午战争后，朝鲜留美学生俞吉浚开始以谚文和汉字混合使用撰写《西游见闻》；不久，《独立新闻》《大韩民报》和《汉城月报》《家庭杂志》等近代报纸杂志，采用谚文和汉字混合的文体，谚文日渐取得重要地位；二战后，谚文被普遍使用。
工艺技术的本土蜕变
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半岛内外的各种交通往来，半岛人们就已经开始学习、模仿中国的工艺技术制作。乐浪古坟中，除了发现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大晋元康等文字的瓦片外，还发现了许多铜器、铁器、漆器、陶器、玉器和丝织品。铜器除青铜制的容器和礼器外，还出土了精美的铜镜；有的漆器底面标注着两汉的年号；陶器除了常见的素烧陶器外，还有上过彩釉的陶器。
三国时代，半岛技艺既有朝鲜民族的固有风格，也有汉魏南北朝影响的痕迹。高句丽出土的古坟瓦片上，一般都有模仿汉瓦的莲花纹、忍冬纹、蔓草纹、兽面纹等纹式，好太王碑上刻有汉隶体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字样。
不过，三国时期学习中国技艺成就最为卓越、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百济。当时，百济王差遣使者“入梁朝贡，兼表请毛诗博士、涅槃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5世纪中叶至6世纪末期间，百济还曾差遣匠人携带他们掌握的中国南北朝技艺前往日本，孕育了日本飞鸟时代的艺术，从而使百济艺术、日本飞鸟艺术和中国南北朝艺术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百济故都泗泚（今忠清南道扶余附近）考古发现的一个名为“中上冢”的古坟内，曾发现金铜的宝冠，冠上由汉式云纹蜕化的镂空花纹与日本法隆寺里的玉虫厨子镂空花纹、飞鸟时代佛像上的金属饰物镂空花纹完全一样，形象有力地证实了这种关联。
高丽时期，半岛的陶瓷制作取得了重大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高丽青瓷是专指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高丽王朝初期制作的一些青瓷中，还遗留着中国越州窑陶工的名字，可能是当时高丽聘请至半岛的。
除了向中国的学习，高丽青瓷的色泽与中国青瓷有所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釉料和胎土的不同，以及一种新的“素烧”技术。全罗南道的康津郡，拥有丰富的瓷土、林木和水源，又靠近海岸，为瓷器运往庆州、开城等地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生产青瓷的中心窑场。康津土坯中的硅含量和釉中的钛含量都很低，丰富的木材也为素烧过程中的柴火提供了保障，这些因素日积月累发生质变，逐渐烧造出独具风格的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通过外交使节和贸易往来传入中国后，深受中国文人的喜爱。宋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写道：“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而高丽王室使用的高级青瓷，甚至比金器、银器还要珍贵。
与高丽青瓷不同，镶嵌青瓷完全是半岛本土工匠在学习中国陶瓷工艺的基础上，经过漫长摸索后的创新独作，它的纹形装饰技法和表现方式，展现出与中国完全迥异的审美意识。从技法上来说，镶嵌青瓷的基础也是刀刻纹形，这与中国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在刀刻纹形上再嵌入白土和紫土，造成视觉上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感觉。这一改进与高丽时期流行的工艺文化不无关联：在背景面刻挖出来的部位上嵌入与背景不同物质的技法，是镶嵌青瓷、银入丝工艺、螺钿漆器都共同使用的装饰原理，而这三个方面都在高丽中后期发展至全盛，工匠们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把技术“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半岛独创的镶嵌青瓷。
朝鲜王朝时期，瓷器制作继承了高丽时期的青瓷传统，白瓷也开始兴起。朝鲜世祖时，出现彩瓷，曾由中国求得“回回青”供作彩瓷之用，称为“青花白瓷”，不过因为半岛不产颜料，所以“青花白瓷”的制作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朝鲜王朝后期，白瓷上普遍创作绘画，以山水、花鸟、鱼龙、草木、四君子等题材为主，基本都属于中国文人画的雅趣。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0.07月刊
本文原文来自《文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