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抗战初期《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及鹿地亘手书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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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抗战初期《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及鹿地亘手书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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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rzzjn.com/show-607-120664.html

抗战初期，在华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与左翼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先后受到国共两党相关军情人士的保护，辗转香港、广州、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投身制作反战传单、教育日本战俘、对日广播等重要工作，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特别是1940年7月20日，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等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影响较大，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个重要事件。

特别是鹿地亘在当时中日两国，声名较大，因为他曾有如下身份：1. 日本左翼文学青年；2. 1936年10月17日下午，鲁迅病逝前在谷非（胡风）陪同下，外出拜访的最后一位友人；3. 1936年10月22日鲁迅葬礼上的16位抬棺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外国人；4. 参编、参译1937年日本七卷本《大鲁迅全集》；5. 帮助中国抗日的在华日本作家。

抗战开始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这种特殊身份，一方面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参与郭沫若第三厅七处的对敌宣传工作，但同时受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的领导。曾留学日本的王芃生所长是老牌情报官、外交官，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为中将军衔。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的军衔只是少将。这个研究所主要负责收集日、美、苏、英军事情报，是战时最有名的军事情报机构。王芃生本人就是1937年7月具体策划实施郭沫若秘密回国的重要人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1938年6月18日，王芃生与鹿地亘夫妇、青山和夫在武汉签定的协议，即《关于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图1）。

这份“极密”协议，由王芃生呈送到蒋中正侍从室，并于6月29日以“中正艳侍”名义，直接快邮代电给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国际宣传处副部长董显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要求“切实研究施行”（图2）。

“协议”内容：

甲：此前中国人制造的传单使用中，无法获得具体效果，要改正宣传中的缺点：文字生硬或深奥难解，导致日本士兵不完全理解。以后这里的传单要由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翻译修正，并得到中方的同意；宣传文章要适应各个战区；宣传的目标要明确。

乙：方策与工具。煽动宣传对象应包含下级将校与士兵，逐步策反小部队来降或逃亡，以扩大影响；攻击近卫、板垣、闲院之个人大罪恶，暴露于大众，使大众不信赖法西斯之首脑，并产生不平、不满；如不打倒暴力派军人就不能回家；对于士兵有给以正义安全感之必要，中日民众一起反战；对投降者切实保护，有安全保障。

丙：机关设置。现在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山和夫三人，可组织一个对敌宣传联合委员会。此为随后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缘起。

丁：目前之事业计划。制作“宣传工作基础知识”之小册子（以日文对日士兵用），分配给宣传工作人员；制作“俘虏读物”之小册子。

据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书所示，自郭沫若回国后，他与池田幸子在香港、广州、武汉、重庆的反战活动，一直得到夏衍、郭沫若、冯乃超的具体指导、帮助。他署名刊发在武汉的反战文章，引起郭沫若的重视，并赢得郭沫若亲自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推荐，他们得以进入军事委员会从事对日反战宣传工作。

日本人严谨、认真，做事注重细节，这在与王芃生签订“协议”时，被充分体现出来。鹿地亘等强调，对日军宣传，要改良方法、形式、内容、散布手续，要从俘虏及死体衣袋里夹有的中国传单中，看“有效”“无关”或“结果相反”。当时中国的抗战宣传，多是口号、标语，对日军散发的传单，诸如“法西斯军人”一词，日本士兵根本不知何意，鹿地亘等主张改用“暴力派军人”；中国汉语“优待”，在日文意义为口惠而实不至之恶劣待遇；“同情”二字在日文有“怜悯”之意。因此，中方做的宣传稿，应交鹿地亘等翻译修正；鹿地亘等一方的起稿应交中方审查修改。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力。尤其要强调士兵是被“暴力派军人”欺骗出来参战的，反抗、离开“暴力派军人”是为了回家，否则供战争牺牲就“回不去”。给士兵以正义安全感，尤其是对“动摇者”，更有必要使其知道“不会是你一个人”，“中日民众全体都在帮助你们反战”。

1939年12月23日下午，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1940年5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主持重庆各界欢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并致辞。郭沫若指出：“他们参加我们的抗战阵营就好像给我们添了五十万大兵，他们给了敌人最大的打击，给了我们后方民众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要欢迎他们。”

“极密”协议签下之前，鹿地亘夫妇于1938年3月21日，由郭沫若陪同，在武汉见到了政治部部长陈诚，随之鹿地亘被任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先从事抗日宣传的日语广播。4月14日，鹿地亘写给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十页日文“投名状”（图3），由第三厅中将厅长郭沫若收纳、主持翻译后签呈（图4），已经在4月21日上报给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张厉生、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周恩来，并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侍从室秘书，以蒋中正名义发给几位部长、副部长。

此前，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时，即是以这样的方式上“投名状”。1937年9月8日，郭沫若在昆山，拜见江防司令陈诚，就抗战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双方有较为真诚的交流，郭沫若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言。9月9日，陈诚自昆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报告接见郭沫若的情况，转递了郭沫若自敌国日本秘密归来，投身抗战，“对敌作战”的“投名状”。

笔者核对鹿地亘这份“投名状”（中文译本）基本内容，特别是有关对日宣传的文字即是他与王芃生所签署“极密”协议的具体意见。另外则是强调：中方过于优待日本俘虏；就俘虏宜区别良莠，施以不同待遇；俘虏中良性质者，宜集中训练。郭沫若认为鹿地亘的这些意见“颇有见地”。

鹿地亘等人的活动，是获得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帮助的，特别是两位中将王芃生、郭沫若的具体领导，所以，军事委员会所属调查统计局（军统）不便对其干涉、监视，这个监视的“黑锅”，就由中统徐恩曾背着。郭沫若在任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因其回国抗战后得蒋中正“接见”，加上两党合作，郭与政治部部长陈诚关系较好，徐恩曾对郭沫若的“监听”只能是暗中进行。待到郭沫若离任第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徐恩曾便致函接替陈诚新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文白），报告对郭沫若、鹿地亘的监听情况（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