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并非控制论最初的愿景——关于控制论核心知识的历史引入

“控制”并非控制论最初的愿景——关于控制论核心知识的历史引入

控制论（Cybernetics）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它以通信、控制和统计力学为中心，揭示了机器和生命组织中一系列问题的统一性。这一理论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最初源于他在二战期间为美国军方研究的自动火炮控制系统。控制论不仅整合了自动化控制、通信理论、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理论等硬科学领域，还通过梅西会议（1946-1953年）的跨学科交流，将其影响扩展至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软科学领域。

控制论在美苏的发展

在美国，控制论经历了快速的演化过程。1946年至1953年间，在纽约比克曼酒店举行的梅西会议上，控制论从维纳在电机工程学和神经生理学交叉地带发现的反馈理论，逐渐演变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体系。会议主题从"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转变为"控制论"，体现了其概念的快速扩展。然而，控制论的这种多元性和模糊性也导致了其核心知识的耗散，许多学科都受到了其影响，但不再直接继承其具体知识。

1947年梅西跨学科会议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拉尔夫·W·杰拉德、约翰·冯·诺伊曼，海茵茨·冯·福斯特、劳伦斯·K·弗兰克、诺伯特·维纳、海因里希·克吕弗、莫利·哈罗尔

在苏联，控制论的命运则更为曲折。起初，由于与苏联主流生理学理论的冲突，控制论被贴上了伪科学的标签。但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控制论因苏联军方对计算机技术的需求而重新获得重视。然而，这种过度推广反而使其在公众印象中更接近于伪科学。苏联计算机先驱基托夫和格鲁什科夫提出的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EASU）和国家自动化系统（OGAS）也因舆论误解和官僚系统惰性而未能成功实施。

1960年维纳（中）与利亚普诺夫（左）在莫斯科

控制论与中国

控制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36年，当时维纳受李郁荣邀请访问清华大学。但真正将控制论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是钱学森。1955年归国后，钱学森将维纳的《工程控制论》译成中文出版，并将其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197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钱学森开始思考控制论在更广阔领域的应用，推动了系统工程的发展及其在科学规划和生产领域的应用。

1936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教师合影，李郁荣（前排左二）维纳（前排左四）

1978年，宋健在第七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了解到控制理论在人口政策中的应用，回国后着手研究人口系统的反馈机制。根据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计算，宋健提出了1.7的最优整体出生率，这一结论直接影响了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

控制论与预测治理

在应用层面，控制论的"工程"视角使其在"预测"和"治理"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控制论的方法得以应用于更为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然而，对于大规模高复杂度系统的动力学预测，需要极高的数据精度和时效性。维纳曾指出，要得到好的社会统计，需要在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长期测量，而目前的技术条件仍难以完全满足这一要求。

克劳斯·皮亚斯认为，通过系统动力学预测并控制未来的想象是控制论的持久遗产。这种"有针对性地控制未来的某些方面来控制未来"的幻想，反映了控制论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