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商业化：如何留住那一抹“贵州蓝”？
传统文化商业化：如何留住那一抹“贵州蓝”？
在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蜡染技艺。这种技艺最早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经过世代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魅力。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蜡染技艺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挑战。本文将探讨两种不同的商业化模式——赞助性商业行为和自发性商业行为，以及数字传播和教育在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作用，为蜡染技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贵州，留存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技艺——蜡染。作为我国三大印花技艺之一的蜡染工艺，其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唐宋之后，随着许多便捷的染色工艺在国内逐渐推广开来，一些本土的染色工艺也逐渐消亡。幸运的是，贵州崎岖的地势阻隔了传统村寨与外界的互动和交流，让蜡染技艺得以活化和传承（黄亚琴&项镇，2014）。不仅如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丰富蜡染的类别和花色，并分化出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蜡染风格，即丹寨蜡染（图1）、榕江蜡染（图2）与安顺蜡染（图3）
张婷婷老师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龙井村的非遗文创生活馆 | 图源笔者
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闯入”了原本鲜少与外界交流的村落，揭开了蜡染的“神秘面纱”。在与市场经济互动的初期，蜡染技艺也曾经历过短暂的辉煌。那时的安顺，仅工商注册的蜡染工厂就有一百多家，而安顺蜡染总厂在1995年的产量就突破了150万米，产值达到了1500万元。然而，蜡染经济的膨胀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图案缺乏创新，小作坊抄袭严重，蜡染制品粗制滥造。此外，蜡染传承人常被邀请到各地表演蜡染技艺，尽管在某些程度上提升了蜡染的知名度，但是也因为传承人无法全情投入，让蜡染技艺失去了创新的源动力。因此蜡染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进入了衰败期。
应该如何留住那一抹贵州蓝？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商业化的模式，即赞助性商业行为（Sponsored Commercialization）和自发性商业行为（Spontaneous Commercialization）（Chutia & Sarma, 2016），似乎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赞助性商业行为：串联城市和乡村对彼此的想象
商业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是赞助性商业行为的主体，他们了解生产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手工艺的商品化和改造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Chutia & Sarma, 2016）。他们的一系列赞助性商业行为也串联起城市和乡村对彼此的想象，让蜡染技艺以一种更加合理的商业化方式得以保留和发展。
全国人大于2011年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升到了新的政策高度。而贵州省人大也于2012年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贵州本省非遗保护的工作方向。目前贵州省已有3个蜡染工艺被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包括安顺蜡染、黄平蜡染与织金蜡染。贵州省文旅厅非遗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非遗的保护工作形式主要为向国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果可以成功入选，那将对所申报的项目的保护产生很大益处，包括更多的资金支持、更多的传承人的荣誉与更大的文化影响力。”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仅仅是文化保护的主体，而更应该是发展资源的主体，商业公司和NGO的加入，开启了探索非遗保护和文化品牌建设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一座风格古朴的非遗文创生活馆坐落在贵阳市花溪区龙井村，靛青色的砖石和茅草的屋顶都在见证着这家发展非遗品牌文化的小屋的故事。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的专家张婷婷就是这个小屋的创始人，她主要负责设计包含蜡染元素图案的文创产品。对于张婷婷来说，大学主动退学，选择和家中的兄弟共同前往广西桂林创业来销售文创产品的原因，就是想留住那一段属于自己的“乡愁”。“我身边所有的少数民族可能只有最后少的百分之几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如数家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什么东西最恐怖，就是如果我们这一拨人再不出来做文化传导，我们所有的少数民族，它的区别就仅次于你的身份证上面的几个字不一样而已。”所以张婷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践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的道路。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的原始手工制作的蜡染服装，难以迎合广大年轻消费者的偏好，所以张婷婷大多采用元素提取与标准化并用的方法来设计文创产品。首先从传统蜡染中提取图案，并用蜡染技艺将图案放在产品上，然后用现代的标准化手段制作产品的余下部分。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提升了产品的文化价值。除了做商品设计，张婷婷也在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在全国的很多景点都有与我的团队合作的线下经销商，销售团队设计的成品。” 但是在对于非遗保护和品牌建设的探索中，也存在很多的挑战。在张婷婷看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目前很难惠及到蜡染技艺的发展。“通常蜡染产品从下单到制作完成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而一般线上购物的消费者都不会如此有耐心，而且我目前缺乏团队在这方面拓展市场。”因此，蜡染产品很难在线上渠道进行规模化销售。
张婷婷老师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龙井村的非遗文创生活馆 | 图源笔者
除此之外，NGO也在传统文化保护的过程中持续发力。“蓝花叙事”是贵州当地一家极具代表性的专注于蜡染保护与传承的NGO。对于创始人王小梅来说，“‘蓝花’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更是贵州大山里常年守望和守艺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那些一件件精美的服饰，一片片技艺精湛的刺绣、蜡染，不是一件简单的物件本身，而是连接个体与族群、村落和社会的媒介，传递了人生的仪式、生死观和天地观，是传承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情感链接，是精美手工和精神世界的完美呈现。”因此，她通过记录“蓝花”传承人的口述故事，创立了“蓝花叙事”的公益文化品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让蜡染技艺能够可持续发展和传承？蓝花公益基金则是她给出的一个答案。“蓝花”公益基金旨在支持基于文化为基础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资助留驻村寨继续传承和发展的手工艺人。蓝花叙事公益文化品牌（盈利模式）与蓝花公益基金（非盈利模式）互动共生，通过构建“以传承人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乡村文化遗产传承模式”，串联起城市对于乡村记忆的想象。
自发性商业行为：讲述过去和未来的故事
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是自发性商业行为的主体，他们也在不断探索通过商业化行为，来讲述蜡染过去和未来故事的可能性。
张世秀是贵州省丹寨县扬武镇排莫村苗族蜡染的传承人。从小就在苗寨中长大的她，从母亲那里习得了蜡染的技艺。尽管她对于蜡染怀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敬畏，但是个人在将传统文化商业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排莫村交通极为不便，从县城驾车进到村，需要在艰险的山路上花费一个小时。而这一个小时，也成为了阻碍传承人与外界沟通的“天堑”。此外，传承断代是文化传承过程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是在少数民族内部，原住民对于蜡染文化的认可度也在逐渐降低。面对这样的困境，政府认证的文化传承人的身份，让她开始看到传承传统文化更多的可能性。作为蜡染传承人的她，通过到世界各地宣传蜡染，提升了苗族蜡染的知名度，很多蜡染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这一传统技艺的魅力。而这也打破了“艰险”的一小时对于销售渠道的桎梏。此外，她创立“明秀蜡染坊”吸引村寨中的妇女一起做蜡染，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收入。同时她也无偿向省外慕名而来学习的人教授蜡染技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播推广本民族的文化。对于张世秀来说，传统的苗族蜡染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而她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让这一传统文化在未来也可以继续焕发出它的魅力。
张世秀老师位于丹寨县排莫村的蜡染工坊 | 图源笔者
数字传播和教育：在商业化手段之外，提供另一种文化传承的可能
除了利用商业化手段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拍摄纪录片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保留的策略。贵阳华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彭键和他的拍摄团队曾为国家文化共享工程拍摄《纪录贵州》系列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妇女不需要底稿就可以绘制蜡染图样，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惊叹于蜡染传承人精湛的技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留存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化。他认为，“纪录片在观赏性和传播性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来保留蜡染技艺。”
如今，高等教育也是传播蜡染文化的有效手段。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的吴晓秋教授带领她的学生们设计的蜡染文创产品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在吴教授看来，传授给学生蜡染工艺的意义就是传播中华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它的价值就是让年轻的一代年轻人知道这种文化，并且去传承这种文化。如果没有一个人带头来做这些事情，文化会断根。”用教育的方式传承文化，可以有效保留文化的根基并将其传播出去。
蜡染商业化发展的未来
将传统文化与潮流相结合是一种可行的用于保护传统文化的策略。2011年，著名奢侈品商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将居住在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马赛人的传统服饰“Shuka”的元素融入了产品的设计之中。无独有偶，李宁也是将传统文化潮流化的代表。其旗下许多产品都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影子。例如，李宁曾与文化节目《国家宝藏》联名，运用了汉代将士盔甲的设计灵感，设计了一系列的产品。贵州蜡染可以采用相同的战略和方法，“蜡染可以作为一个文创产品进行商业化，将绘制传统图案与新潮图案相结合，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引年轻消费者。”
但商业化的发展像是一把“双刃剑”，在为蜡染传承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让源于乡土的技艺也可以回归乡土的挑战。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的特点与通过商业化实现盈利之间取得平衡，是贵州未来在探讨蜡染可持续发展传承和发展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