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期盼中的道德进步：评《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
社会期盼中的道德进步：评《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
近两年，因红山森林动物园的走红而唤起的公共情感持续发酵。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一个城市动物园的存亡兴衰和动物的生存状况，究竟是为了让更多的生灵免于苦难与压迫，还是为了改善人自身与社会？
在诊断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顽疾上，动物伦理学家与文化研究者享有共识。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用“镜”的意象描绘动物对于探讨人性的意义：“我们擦拭一面‘动物之镜’以观照我们自身。”当读者一扫《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以下简写作《人性的镜子》）的标题，便难以忽视其与哈拉维截然不同的人本主义立场。
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
钱永祥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
在导言中，作者钱永祥便毫不掩饰地批评后人类主义者可能通过科技修补、赛博强化来让人摆脱对于动物的道德义务。他坚定地认为，动物伦理学须对现实加以批判，为人类对待动物方式的“对”与“错”进行辩护，并给予政策制定与立法以依据，动物天然构成的道德问题，应该回到人身上去找寻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伦理辩护的价值及目的也在于改善人、社会与动物的共同处境，三者不可分割。
本书的前5讲中，作者从一个“素人”的视角出发，带领读者回顾人类对待动物的不同心理，以及动物伦理学的反人类中心来路。17、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动物保护团体，以边沁为代表的效益主义者对道德受体（moral patient）的关注为20世纪伦理学中动物道德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历史基础。70年代，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出版的《动物解放》，标志着学界开始严肃对待动物并非只是满足人类利益的工具，而是拥有自身价值和权利的生命。
动物解放
彼得·辛格中信出版社2018
那么，动物伦理学判断人类对待动物方式“对”和“错”的依据是什么？在西方动物伦理学中，道德地位（moral status) 是赋予动物权利合理性的重要概念，也是论证动物利益与权利的基础。在占据全书篇幅最多的第6至第11讲中，作者对辛格、里根（Tom Regan）以及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如何论证动物的道德地位娓娓道来。其中，作者尤其欣赏纳斯鲍姆的“能力论”。后者认为，动物的道德地位并非来自权利，而是动物具有的与人类相似的独特能力：每一个有感知的生命除了会“逃避痛苦”，还具有嬉戏、社交与追求幸福和福祉的能力。能力论的贡献在于其肯定了积极责任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传统伦理学过去只关注诸如“不能伤害动物”这样的消极责任，而在能力论者的眼中，保障动物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才是对其正义的实现。尽管辛格、里根与纳斯鲍姆在食用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以及人类与动物的利益冲突方面保有不同的见解，但对于钱永祥而言，经由三位个体主义的动物伦理学家所勾勒的人对动物生命想象的图景是其更为看中的哲学问题。
在第6讲与第7讲中，作者认同辛格对物种主义的批评，即反对将动物和人类的“差异”作为动物不具备相关道德地位的前提。对于辛格来说，语言和理性这类特质无法作为证明动物拥有道德地位的依据，在“感受痛苦”这一点上，不同种族、国籍、性别的人以及其他物种都具备拥有平等的利益。然而，里根对辛格的批判也是从“感知痛苦”开始的（第8讲与第9讲）。对于里根来说，动物不仅仅是承载痛苦与快乐感受的“容器”，除了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与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所有有感知的生命都拥有其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是生命主体（the-subject-of-a-life），因而动物也拥有权利。因此，里根与辛格的观点在其伦理应用层面也有所不同，里根反对一切针对动物的虐待、食用、实验以及强迫表演，特别是反对对任何生命主体故意造成的伤害，因为后者不能通过聚合他人获得的利益来证明其正当性。
“我们并不‘爱’动物。我们只是希望它们被视为独立的有知觉的生物，而不是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辛格在《动物解放》的序言中煞费苦心地表明他的想法是由理性驱动的，里根也曾强调《动物权利研究》是合乎理性的辩护。这类在传统动物伦理学中被贬低和污名化的“情感”，在关怀伦理学中得到声张。
或许是为了说理逻辑的环环相扣，在第12讲中，尽管作者肯定了女性主义在“关系”层面对伦理学贡献，但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支配逻辑”为题，使读者在初次翻阅时不禁担心这是否会给读者带来疑惑？首先，本书其他章节提及的纳斯鲍姆、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与女性主义似乎难以撇开干系。其次，鉴于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通常把传统动物伦理置于社会权力结构之中，主要目标是诊断并最终解决现实世界的一切压迫，因此很难将其与传统伦理理论进行比较。
相比之下，作者所指出的关怀伦理的局限更值得读者注意。比如，就关怀伦理难以推导出普遍原则这个层面，作者和政治理论家加纳（Robert Garner）的批评保持一致。不仅如此，作者也指出关怀伦理的局限同样来自对“情感”的不全面认识。情感不仅仅只有善意亲切，也有嫉妒与憎恨这类负面情绪，仅仅怀揣“同情心”也并不代表一定会产生相应的行动。
The Animal Rights Debate
Gary Francione, Robert Garn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对于“情感”道德价值的处理，作者反而认为，德性伦理向前走了一大步。在第13讲中，除了提及美德伦理学家赫斯特豪斯的贡献，钱永祥没有就德性伦理理论展开系统性介绍，转而不遗余力地论证其自身的“德性”观。他强调，“情感”与“同情心”背后已然蕴含了个人道德意识与个人品质，与此人的价值、性格乃至信念紧紧维系在一起。“情”只有经由“德性”才能融于“理”，“知”经由“德性”而导向“行”。尽管这是一本介绍西方动物伦理学的导论性著作，但作者并非想引导读者进行伦理学研究，而是相信人在不断塑造“品格”与“良知”中可培养对于动物的道德行为与行动。不难看出，钱永祥肯定个人有能力影响并改善社会，以至于在本书的最后一讲，他鼓励读者在生活中从“量化素食”开始行动。
在本文开头，读者提及的“网红”动物园现象所指涉的便是这类从个体出发的动物保护意识。红山森林动物园走红，并非因为其成功地繁殖了某个濒危物种或拯救了某个野外种群（尽管这是一个“好”动物园的特质），而是在疫情的困境中，其工作人员对“毛孩子”们的“同情”“关怀”唤起了人心中的“道德自我”，引导我们将注意力重新投向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
红山森林动物园拒绝动物表演
作者曾多次在演讲中通过引荐纳斯鲍姆的思想，强调这类情感在伦理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类似的感性同样回荡在《人性的镜子》明晰、朴素的论证说理之间，作者渗透纸背的人本主义关切让人无法忽视，不禁遐想：钱先生寄予希望的“道德进步”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和被红山森林动物园所感召的公共情感产生回响与震动？借此，读者想以本书为契机抛出一个关于本土泛动物保护的问题，供读者切入，为散落在民间的道德地图提供一条缝合的线索，这也是作者在谈到里根与纳斯鲍姆的理论时两次出现的问题，即环境主义与动物权利主义之争。
近年来，在全面推行实现“生态文明”的背景下，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植树造林、国家公园保护区规划等努力，中国在积极推进“双碳”目标上取得不菲的成绩，并成为国际环境治理的典范。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到2020年底，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较新中国成立之初增加了1.6倍多，森林面积达到2.2亿公顷。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我国集中饲养化畜牧产业持续增长。根据作者在本书中参照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在2020年大约宰杀了7亿只猪、1.77亿只羊以及92.9亿只鸡，以及无法准确估算的上亿兆只水生动物。况且不论“地下猫狗肉贩卖猖獗”、“动保/反虐法缺位”或是基层治理开展“生态扑杀”等困扰权利论与环保主义的持续争论，上述两种相互映照的情景迫使本土动保届需注意到贾米森（Dale Jamies）发出的警示：“一旦甲烷减排牛肉被生产出来并获得专利，动物权利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联盟将真正瓦解。”这意味着，本土动物保护行动除了关注野生动物，必须注意到社会的繁荣无法与任何非人动物割裂，我们同样需要保护本土的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以及伴生动物，“Ta们”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饱受的苦难，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关注红山森林动物园公众号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关心物种保护，又有多少人关注动物个体福利，但读者认为，《人性的镜子》在大陆的出版对于本土社会个体主义动物权利思想发展以及未来泛动物保护领域之间的合作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