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丹心惟报国，一簪华发为忧民”
“百炼丹心惟报国，一簪华发为忧民”
《南城咏古诗帖》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书法作品，它不仅展现了元代诗人廼贤的书法艺术，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这幅作品在1923年被溥仪赏赐给溥杰带出宫，直到1999年才由故宫博物院重金购回。书法家启功对其评价极高，认为其兼具艺术价值、文献价值，更是展现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
《南城咏古诗帖》的作者是元代著名诗人廼贤。该帖笔画挺劲，结体疏朗，书风受赵孟頫、张雨、倪瓒诸家影响，工整中饶有逸致。此帖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廼贤与友人游历大都（现北京）南城时，凭吊古迹，有感而成。
廼贤画像。资料图片
廼贤（又称迺贤、乃贤、纳新），字易之，是西域葛逻禄部后裔。成吉思汗西征时，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山之西的葛逻禄部归附，并随成吉思汗东征西战，廼贤先祖也在其列。廼贤家族迁入中原地区后，先是在南阳（今属河南省）生活，故廼贤自称“南阳廼贤”，后来又迁居至鄞县（今属浙江省宁波市）。
从幼年时起，廼贤就对诗书非常热爱，并幸运地受教于乡贤郑觉民。郑觉民是一位学识渊博之人，经史、传记、诸子百家，无所不知。郑觉民以儒家的处事方式教导廼贤，因此他被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怀揣着对诗歌的满腔热爱，廼贤还曾向“乡之负重望者”高岳求学。在高岳的指导下，廼贤常常在庭院中踱步沉思，反复琢磨诗句的韵味与意境。
廼贤对丘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也十分钦慕道家。他的不少作品流露出道教隐逸、超脱的思想，如其诗作《题隐居图》所写：“道人读丹经，鹤发映岩椒。”
《新元史》记载，廼贤“生平不喜禄仕，独长于歌诗，不规规雕刻，而温柔敦厚，有风人之致。每一篇出，士大夫辄传诵之。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人目为江南三绝。”廼贤的传世之作《金台集》《河朔仿古记》倍受赞誉。其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且善以长篇述时事。
廼贤非常敬仰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并将之视为榜样，他在《岳坟行》中称赞道：“岳王烈烈真丈夫，材兼文武唐汉无。平生许国胆如斗，誓清九庙迎鸾舆。”不难看出，忠勇爱国的精神气质已经渗入这位诗人的血脉之中。
更有诗文“我亦慷慨人，投笔弃田里。平生十万言，抱之献天子”（《京城杂言六首·其六》），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廼贤的拳拳报国之心和忠君爱国的深厚情感。
元末，倭寇侵犯我国沿海地区，廼贤在诗文中怒斥倭寇的侵略行径，赞美浴血奋战、舍身为国、抵御外辱、捍卫民族尊严的各族爱国将士。在追挽完者都元帅的诗文中，廼贤写道：“日本狂奴扰浙东，将军闻变气如虹。沙头列阵烽烟黑，夜战鏖兵海水红。”（《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
鄞县，浙江宁波古县名，图为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城杨村。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廼贤一生曾三次北上，第一次是早年求学于国子监。至正五年（1345年），廼贤再次北上。廼贤在大都旅居5年期间，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他与各族士人相交甚善，并曾随皇帝的巡幸队伍去过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观礼，写下不少诗作。
因为仕途不顺，廼贤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或是奔波于途，或是漫游于山水之间。与历史上诸多文学家一样，廼贤也乐于寄情山水，在远游中寻找灵感。游历中，廼贤或从各种地图、典籍和地方志里挖掘内容，或向了解情况的人士打听求证。对于那些流传下来的风尚习俗，他都会仔细考证一番，并认真写进书里。
廼贤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成就了罕见的少数民族文人游记——《河朔访古记》。该书涉及多处古迹、景物、风俗，既有考证，也抒发感慨，内容丰富翔实，是廼贤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
廼贤笔下的江南春色，柳绿花红，充满明媚生机，“丝丝杨柳染鹅黄，桃花乱开临水傍”。夏天则是“五月荷花红满湖，团团荷叶绿云扶。女郎把钓水边立，折得柳条穿白鱼”。在北方，廼贤领略了巍峨的名山大川，他笔下的北邙山“高云嵯峨”，泰山“芙蓉拔地白云晴，七十二峰相对青”，居庸关“叠嶂缘青冥，峭绝两崖束。盘盘龙虎踞，岑巘互回伏”……一字一句，尽显壮美雄浑。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廼贤的《塞上曲》描写了边塞各民族质朴欢乐的生活场景。“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蹋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生动再现了游牧文化的意象。
在游历大江南北的同时，廼贤与各族友人广泛来往。据《廼贤诗文研究》统计，《金台集》共两百余首诗歌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涉及他结交的各族贤友。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廼贤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返浙后，他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晚年的廼贤出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廼贤作品《河朔访古记》。 资料图片
《南城咏古诗帖》，行楷，纸本，是廼贤存世的重要作品之一。故宫博物院供图
迺贤是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在悠游山水和古迹的同时，他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
元朝末年，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廼贤的诗文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描述黄河两岸穷苦百姓“年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的悲惨遭遇，“疫毒四起民流离”“骨肉生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的悲伤景象，发出了“何人肯忧国，得似董贤良”的忧国之叹。
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廼贤一首“安得四海康且阜，五风十雨斯应期。长官廉平县令好，生民击壤歌清时”，表达了各族民众对社会和谐与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廼贤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自欲全忠义，谁能顾死生”，是廼贤对忠臣义士的称赞，是他自己的人生信条，也是同时代文人的共鸣和心声。
元朝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在频繁的文化互动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为文坛广泛接受和认同。与此同时，儒家文化的熏陶浸染，也更使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饱含家国大义。
贯云石的《双调·水仙子·田家》、泰不华的《衡门有馀乐》，表达了对农耕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萨都剌《过居庸关》中对战争的控诉、百姓疾苦的悲悯与对国家太平的深切渴望，反映了少数民族士人浓厚的家国忧思。伯颜（子中）《挽余廷心》中的“义重身先死”，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
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优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以廼贤为代表的这些文士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