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朱书陶扁壶，改写中国文字史
陶寺遗址出土朱书陶扁壶，改写中国文字史
1984年11月，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处灰坑中，一件残碎的陶扁壶悄然改写了中国文字的历史。这件看似普通的灰陶汲水器，因其上用朱砂书写的文字，成为考古界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将中国文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800年，还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件陶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其口部和腹部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的形状，便于打水时水流入。但真正让它声名远扬的是其上的朱书文字。发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后，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像字的符号。
对于“文”字，学者们基本无异议，认为其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相近，一般表示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字符则引发了诸多猜测。有人认为是“尧”，有人解读为“昜”，有人说是“命”，也有人认为是“邑”。这些不同的解读，反映了学术界对早期文字认识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指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人与神明沟通的结果，后来逐渐走向世俗化，成为记录思想的工具。陶寺这件带有文字的扁壶，出现在灰坑里，且沿着破损处用朱砂涂抹一周，似乎是有某种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推测，这件扁壶可能与巫术有关，用于镇压洪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朱同州则认为，这件朱书扁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用器物。
2001年1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扁壶朱书资料对外公布。甲骨文专家罗琨认为，扁壶上的文字应当解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推测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何努认为，另一个字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叙述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
但冯时认为，应当将扁壶朱书文字释读为“文邑”。他指出，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上去比较，“邑”字是毫无疑问的；从文证、书证上看，“文邑”这个词，书证就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4条非常明确的“文邑”相关的材料，而“文尧”“文昜”这类词在古书上没有出现过。
如果把这两个字考释成“文邑”，那么“文邑”是什么？传递出什么信息？冯时表示，“文邑”是个地名，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卜辞，就是商人关心“文邑”这个地方有没有好收成。从陶寺时期到殷商时期，已经有七八百年时间了，“文邑”这个地名还存在，就传递出了重要信息。冯时考证，陶寺龙盘上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句龙，龙嘴里衔着的就是社树的符号，这说明陶寺与夏有着密切联系。《左传》中记载，西周初年，唐叔虞被封于夏墟，唐叔虞是晋侯的祖先，今天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晋侯墓地，说明这一带就是“夏墟”，地理位置上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同时，夏有尚黑的习俗，这在陶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体现。而在时间上，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是夏朝建立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认识，就是‘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也就是由夏启所建立的王庭。”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商周金文里可以发现夏代早期的国号是“文”，“夏”是晚商至西周时期加上的字，叫“文夏”；后来这个名字在流传中又被改变，只剩下了“夏”字。因此，“文邑”就是“夏邑”。
那么，“邑”作何解呢？冯时说，邑就是没有城墙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的王庭是没有城墙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诸侯的拱卫，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传统，有城墙阻挡，不利于教命传播。因此，王庭要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献里“大邑商”“大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三代的王庭都没有城墙，这是我们从文字、文献、考古总结出来的东西。”
陶寺晚期出现了“暴力革命”的现象。冯时认为，这是古本《竹书纪年》里记载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事件，夏启暴力推翻了伯益的王权，并通过种种手段“改天命”。因为陶寺是“地中”所在，所以他毁城作邑，在陶寺建立王庭“文邑”。
今人对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多多少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陶寺朱书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了我们想象和考证那个时代的更多空间和支点。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是孤例吗？公众鲜知的是，在2002年至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片带有朱书的陶扁壶残片，“再次证明上个世纪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绝非孤例，在陶寺遗址已经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尽管对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不尽相同，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代之前的文字是“稀有物品”，不会出现太多。冯时表示，王庭及神职人员才有资格使用文字，“在上古时期使用文字的人是一个极小的圈子”。何努认为，一方面，文字使用初期，文字发明
这件朱书文字陶扁壶的发现，不仅将中国文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800年，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所说：“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有力证据。文字是承载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代表着思想没有中断，这是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的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