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解读亚当·斯密：企业家是和平力量

张维迎解读亚当·斯密：企业家是和平力量

“企业家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的这一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企业家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指出，企业家通过市场逻辑，即通过利人而利己的合作方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也为我们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张维迎将支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分为三种：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和信仰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是通过利人而利己，相互合作，创造财富。强盗的逻辑则是通过损人而利己，相互伤害，掠夺财富。这两种逻辑背后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市场逻辑背后是正和博弈的思维，相信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可以实现双赢，双方都可以生活得更好。强盗逻辑背后是零和博弈的思维，甚至负和博弈思维，相信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你过得好，一定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反过来，我要过得好，一定得伤害你。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强盗逻辑主导的，只有到近代才逐步走向市场逻辑。这种转变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带来的好处有关。亚当·斯密为市场的逻辑提供了道德基础。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这是因为，在自由交易中，利己必须先利人，任何人不可能通过损人而利己。市场的逻辑不仅可以改变了人们实现财欲的方式，而且使得人们可以用财欲替代权欲，从而用合作替代征服。当人们可以通过交换而获得财富时（市场的逻辑），就没有必要用武力掠夺财富（强盗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贸易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变得更为相互依赖，也更可能和平相处。“贸易和平论”比较早的提出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个国家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国家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互相需要。”在贸易关系中，卖方不希望与买方所在的国家打仗，买方也不希望与卖方所在的国家打仗。所以商品和军队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孟德斯鸠的密友让-弗朗索瓦·梅隆说：“一个国家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是相互排斥的。”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

除了“贸易和平论”，启蒙思想家也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康德就认为，战争的收益归统治者，而战争的成本由普通老百姓承担，所以只有统治者有兴趣打仗。民主有助于世界和平，因为民主政府为发动战争而筹集经费、招募士兵等行为会受到选民的约束，所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过去二三十年，一些学者对贸易、民主与战争的关系做了计量研究。2001年，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和约翰·奥尼尔出版了一本书，分析了1816年-2001年间2300次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他们得到如下三个结论：

（1）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不是民主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

（2）贸易因素加进来后，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经济增长将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使用武力。

（3）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才有效，而贸易和平即使在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国家时仍然有效。这意味着贸易对和平的贡献比民主更大。

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企业家是做贸易的。企业家是市场逻辑的践行者，过去500年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精神作用的结果，每一条国际贸易之路，都是企业家开凿的。企业家不仅想赚钱，也想征服世界，有建立商业帝国的梦想。但他们不是用暴力征服，而是用更好的服务，更廉价、更高质量的产品征服消费者。征服消费者就是让消费者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用暴力让消费者感到恐惧。这是商业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

马克思就曾讲过，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哪里就是他们的家。换言之，企业家的利益是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当然，马克思也讲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但这句话的真实性没有被证实。

正因为如此，企业家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商人群体往往都是缓冲剂，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可以化解好多冲突。我们知道，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查，每次审查之前，许多美国大企业为中国游说，而美国的工会组织总是持反对态度。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但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资银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类似地，1989年夏天，香港一些居民挤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给中国银行，保证中国银行不被挤兑垮。

当然，现实中的企业家是有祖国的。不论他们的商业利益如何超越国界，也不论他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甚至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同所属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策，他们总会被身份化为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特别是处于敌对状态时，企业家可能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即便他们只做“在商言商”的事情。如果大部分人相信强盗逻辑，市场逻辑就很难成功。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家的选择。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大部分企业家也是有信仰的。不同的企业家有不一样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和国家信仰发生冲突，你的经营活动不可能不受到负面影响。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对此，企业家往往无能为力。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冲突
无论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会给企业家带来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源自政府，也可能是来自民间。这几年一些韩国企业、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以及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遇到的麻烦，都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有关。这一点尤其值得当今的企业家重视。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价值观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头30年，这种冲突没有给中国企业家带来多大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美国政界、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定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向美国靠拢，所以他们把给中国提供技术、在中国投资和为中国培养人才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乐此不疲。

但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现在双方已经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会向另一方靠拢。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中国也不可能改变美国。

更为麻烦的是，过去只是中国担心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现在由于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美国也开始担心中国改变世界了。这种相互的担心，使得企业家在两国之间的运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何在坚持市场逻辑的同时，不被卷入政治漩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企业家的角色。企业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更是世界和平的促进者。通过市场逻辑，企业家们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贸易和合作，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减少了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企业家精神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他们能够超越短期利益，坚持市场逻辑，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环境，让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释放，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