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亿慈善帝国的隐忧：盖茨基金会或扭曲全球健康议程

700亿慈善帝国的隐忧：盖茨基金会或扭曲全球健康议程

比尔·盖茨等亿万富翁慈善家是否扭曲了全球健康研究？

比尔·盖茨和其他在研究上花费巨额资金的富人经常支持某些类型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其他解决方案。

在蒂姆·施瓦布的新书《比尔·盖茨问题》中，他探讨了由亿万富翁领导的慈善基金会如何将大量资金用于范围狭窄的选择性“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加剧全球健康和其他社会问题。

盖茨基金会：巨额资金投向何处？

施瓦布以盖茨为重点，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盖茨于1975年共同创立了科技巨头微软，并于1994年成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现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2022年为70亿美元）用于旨在应对一系列挑战的全球项目，从改善健康结果到减少贫困——自成立以来，承诺总额接近800亿美元。

施瓦布指出，慈善家表面上的慷慨实际上是由纳税人担保的。例如，在美国，100,000个私人基金会共同控制着近1万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些资金中多达四分之三是税收抵销的。美国法律也只要求对慈善机构如何使用这笔钱进行很少的审查。

施瓦布认为，如果保留这项税收，政府可能会以更多样化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投资。相反，这些资金的分散主要是由少数超级富豪的个人兴趣驱动的。通过巩固特定途径而将其他途径边缘化，慈善事业通过限制选择来限制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利益冲突与有限视野

盖茨基金会的许多项目都是使用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的数据来制定和评估的，该研究所由该基金会创立，并得到了大量资金。施瓦布认为，这种安排可以被视为利益冲突，因为内部“评估”往往倾向于证明当前项目的合理性。

例如，就疟疾而言，在热带国家分发的蚊帐数量——IHME跟踪的一个指标——可以成为挽救生命的代表。这种循环性有可能夸大旨在解决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在内的引人注目的疾病的方案的效率，而这些方案可能以牺牲其他可治疗的疾病为代价，而这些疾病的解决办法可能仍未得到探索。

倾斜的竞争环境

在能源领域，盖茨支持价格过高的核电，而不是更实惠、更可靠、更快速改进的可再生能源和储能。在农业方面，赠款倾向于支持企业控制的基因改造计划，而不是促进农民驱动的生态农业、开源种子的使用或土地改革。

此外，施瓦布指出，盖茨基金会对提供积累知识产权回报的最佳机会的治疗方法的支持，可能会使预防性公共卫生解决方案的发展黯然失色。例如，该基金会提倡控制女性生育能力的避孕植入物，而不是赋予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的方法。同样，该基金会通常支持以营利为目的的、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战略，而不是由当地社区指导的教师主导的倡议。

慈善垄断与透明度问题

施瓦布将这个“盖茨问题”的起源追溯到1990年代。当时，盖茨在美国国会面临听证会，质疑微软的反竞争行为。通过建立盖茨基金会，他发动了一场巨大的传播政变——通过在媒体上宣传基金会的积极影响，将自己从一个典型的收购资本家重塑为一个标志性的地球救世主。

然而，施瓦布表示，从那时起，盖茨一直在追求一种类似于他在企业界建立的慈善垄断。他已经证明，在慈善事业中——就像在商业中一样——集中的权力可以通过歪曲新闻报道、吸收同行和抵消监督来制造“成功”。

但施瓦布发现，盖茨的私人投资或他的联系人的私人投资是否或如何从他的慈善事业中受益，透明度不足。例如，与盖茨有个人联系的人或慈善机构资助的初创公司董事会中是否有人出现问题。

文化转型：超越个人主义

施瓦布经常暗示盖茨的利他主义是不真诚的，并正确地批评了企业家自私自利的“殖民心态”。但在这一点上，盖茨是他环境的产物。正如施瓦布所写，“世界需要比尔·盖茨的钱。但它不需要比尔·盖茨”。然而，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人，而在于产生他的条件。

也许比任何一个人过分夸大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挪用、榨取和积累力量推动了当前的超级亿万富翁激增，必须加以遏制。

比尔·盖茨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文化转型。例如，强调平等可能比亿万富翁激发的优越感理想化更有力量。尊重多样性可能比决定哪些选择和价值观的慈善垄断更可取。预防性的谦逊可能比基于科学的技术官僚对“什么有效”的傲慢更有价值。繁荣可以作为比企业对增长的痴迷更好的指导目标。对同胞和地球的关怀行动可能比控制的冲动更进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施瓦布对超级亿万富翁“神话”的出色揭露可能有助于催化政治杂音，以实现这些更集体的目标。一个类似的“技术兄弟”可以很容易地取代盖茨。

本文原文来自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