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文房用具
《中国书法史》：文房用具
需要注意，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仍是《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所限的唐及五代文房用具内容。并非通史概念下的文房用具。
文房用具，主要是纸、笔、墨和砚四事，即后来我们经常说的“文房四宝”。“文房四宝”这个称呼来源于北宋梅尧臣的《九月六日登舟和潘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
前面的文章已经提及，唐王朝大力提倡儒学，兼及佛、道，著述典藏，蔚然成风，而这些典藏全凭着人手工书写，于是，纸、笔、墨、砚等应用工具的供给数量是十分巨大的。先说一个官方数字，以笔匠的比例，有人推算唐“秘书省年给纸九万番，墨2013丸；弘文、崇文馆年给纸各四五万番，墨1007丸”。
（注意：汉代即有墨丸，在砚台上以“研子”和水压磨得墨以供书写）。
（汉代墨丸）
先说纸
唐代官方用纸甚为讲究，公文所用，各有制度。官方用纸一般都用经过加工的熟纸。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有记：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曰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曰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引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百已，因谓之白麻。”
黄白麻纸出自益州（今四川成都），顾名思义即以麻为原料所制的纸，是唐代名纸。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即染黄的麻纸，白麻乃其本色。藤纸产于浙江嵊县剡溪，以剡藤为原料。
当时由于造纸业的兴旺，产地也很多，益州、剡溪之外，其他产品，李肇《国史补》卷下所记的略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积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书画家用纸，也大都是熟纸。杜牧《张好好诗》、杨凝式《神仙起居法》是白麻即原色纸。李调元《诸家藏书薄》卷三所谓“唐代欧阳询黄麻纸草书《孝经》”和“五代杨凝式小字黄麻纸一幅”，以及敦煌唐人写经，几乎全用熟纸。颜真卿《争座位帖》，米芾《书史》记“是唐畿县狱状捶熟纸”，则也是熟纸的一种。至于著名的硬黄纸，无论用于装潢还是摹写，都是经过蜡加工的黄纸。
唐代还有一种金花纸，见李肇《翰林志》：“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杨妃外传》记载李白曾用金花笺题写牡丹诗。米芾《书史》记曾见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又勾摹”。
（今人仿制的薛涛笺）
至于一代名纸“薛涛笺”，或称“浣花笺”，也是一种染色的熟纸。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记：“元和之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之，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薛涛笺。”此乃是一种红色小幅的诗笺。
五代以南唐澄心堂纸最著名，《文房四谱》卷四：“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曾慥《类说》卷五十九引《砚谱》亦称：“李后主留意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之冠。”
其次说笔
先说官方。唐代秘书省、集贤院和弘文、崇文两馆的笔匠，当是制笔高手，待遇想来也是不菲的，只是其笔史并无记述，更不见有所称颂，所以他们的影响远不如宣州民间的笔作坊师傅来得深远。
再说民间。民间制笔师傅故事，最有意思的是《文房四谱》卷一所记：
世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帖，后子孙尤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不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别求，遂与常笔。陈云：“先与者二笔，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远矣。”
这就是柳公权不能用羲之笔的故事。
柳公权乃一代名书家，陈氏矜持如此，可见其自重之甚。此或出小说家言，然陈氏笔之不易得，自可想见。陈氏之外，还有诸葛氏。欧阳修有诗《圣俞惠宣州笔戏书》诗大赞诸葛氏笔，称其：“……宣人诸氏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软硬适人手，百管不差一……”关于这里的“三副”，以及文中所提到的“散卓笔”可以参看黄简先生的书法视频教程，有详细解释。
（黄简先生所介绍的毛笔“三副”）
但宣州之笔并不始于陈与诸葛两氏，它早在代宗朝大历年间（766-779）已驰名天下。
唐代之笔，多从旧制，每每以鹿毛、兔毫作柱，被之以羊毫。至会昌年间，江西新淦出“散卓笔”，一改兼毫常式，纯用羊毫长锋。既无柱，羊毫又软且长，大凡提笔作书，尤其草书，漫漫之落笔时，可人意处自当远胜宣州名笔。
实际上，书家用笔，因习惯不同，各有所宜。有“善书者不择笔”如欧阳询、虞世南者，也有如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的，欧阳通更是“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
柳公权对笔的要求更为具体，他在《谢人惠笔书》中提出：“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灵性。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一，即为妙矣。”这虽与柳氏写大字有关，联想到陈氏之笔，“非右军不能用”，亦可见唐笔之发展。
再次说墨
墨在古代，分石墨、松烟两种。自晋、魏以来，崇尚松烟，唐时盖不见石墨。唐墨主要产于绛、易、潞诸州。
（再回忆一下唐初行政区划）
盛中唐时期，墨在士大夫间已成养畜之风。据冯贽《云仙杂记》所引《成老相墨经》，“墨纹如履皮，磨之有油晕者，一两可染三万笔”；“墨染纸，三年字不昏暗者为上”；“凡墨日用之一岁，磨灭半寸者，万金不换，然至难得”云，当时品墨盖已见有专书，且相当精审。
唐时易州置有墨官，陆友《墨史》记：“祖敏，本易定（水）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大约易水为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易州即上谷郡，大府配给集贤院的上谷墨，盖出是州墨官之手。
唐代之墨，除州县进贡之外，多见文人自制，米芾曾见李阳冰墨于京师相国寺罗汉院。至于铭有巧匠名工姓氏者，始于晚唐，著名的易水有奚鼐、奚鼎兄弟；歙县有李超、李廷珪父子。
李超，本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唐末避难渡江而居歙州（今安徽休宁）。《墨史》记载李超墨“今有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盖胶败而墨调也。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铉为太简言，幼年尝得李超墨，一锭，长不过尺，细裁如箸，与其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这里的徐铉、徐锴就是《说文解字》课程中我们常提到的大徐和小徐兄弟，他们除了是文字学家，同时还是书法家）。
（《说文统系图》中左三左四即徐氏兄弟）
《墨史》称李超墨“其墨能削木，误坠沟中，数月不坏。”如此云云，唐墨之质量自可想见。李超、李廷珪之墨，至北宋尤见珍贵，宣和年有称“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
唐墨配药，相传始于唐玄宗，王象晋《群芳谱》记其“以芙蓉花汁调香粉作御墨”。
唐代已见有色墨，如韦述之黄墨。《文房四谱》又记“造朱墨法”，“朱书”盖出朱砂之墨。碑志书丹，或亦出朱墨。《云仙杂记》所记楚王灵夔“使人造红白二墨为戏”事，出《大唐龙髓记》，其红墨，即朱墨，若是，当时还有白墨。
最后说砚
（唐及五代的箕形砚）
李尤《砚铭》曰：“书契既造，砚墨乃陈”。唐代砚石主要出自青州、绛州、歙州和端州，以端州紫砚最为著名。
笔、墨、纸、砚为文事所需，不可或缺，故为士大夫所重，赏玩之风遂起。其中，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惟砚则终身享用，为四宝之首，尤特家为书家所钟爱。
如柳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就是石末砚）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见《旧唐书》一百六十五卷）”。黄易简《文房四谱》卷三亦录有李阳冰对砚的研究，称：“夫砚用则贮水，毕则干之，若久浸不干，墨乃不发，墨既不发，书乃多渍。水在清净，宜取新水密护尘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其实《墨池篇》卷二十还记有李阳冰有关纸、笔保管的经验，如：“纸常宜深藏箧笥，勿令风日所侵，若少露埃尘，则枯燥难用矣。攻书者宜谨之。”卷十九又引其《笔法诀》云：“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卓等，即各从人所好。欲作，法匠须良哲，物料精详。入墨之时，则毫副诸勿斜曲，每因用了则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传他手。至于时或命书，兴来不过百字，更有执捉之势，用笔紧慢即出于当人，至理确定矣。”这亦可见唐时对文房四宝已有专门的研究，而李阳冰的心得尤为后人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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