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继承传统，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批判继承传统，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观、辨证法思想、知行观及社会历史观，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对之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是说刘德在做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这里指的是做学问的正确态度。这种做学问的求实作风，在中国历史上是备受推祟的，尤其是在重经验轻理性、重考证轻创新的中国传统学术观的主宰下，这种求实传统得到了历代贤明学人的倡导，以致促成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学风而已。

毛泽东继承中国古代的实学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实事求是”一词进行了提炼改造，并赋予其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使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毛泽东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941年冬，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毛泽东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中国哲学有着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它主要通过“一分为二”(矛盾)的学说来体现和发展，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通过改造中国古代“一分为二”的两点论，把这一传统提炼上升到时代精神的最高峰。

首先，毛泽东把“一分为二”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易经》早就讲对立面的统一和转化，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国语》史伯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战国末年的《易传》则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诸子百家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思想，并被延续了下来，到了宋代就集中在一两关系的讨论上。这些都是讲矛盾(即一分为二)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的双方构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两点论。毛泽东概括了这一思想并把它改造上升为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还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认为“一分为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并把一分为二(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矛盾时时都有，矛盾处处都有，从而上升到理论的新高度。

其次，改造了中国古代的内因论，全面辩证地论证了事物发展的动因学说。《易传》讲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包含着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因的思想。张载用“一物两体”说来说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因，并把事物发展的动因称为“机”，说：“动必有机，即为之机，则动非自外也。”(《正蒙·参两篇》)这就把内因看做是事物发展的根据。王夫之提出了“阴阳相感而化生”、“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的思想，把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性的思想推进到新阶段，但仍有朴素猜测的性质。毛泽东则把这一问题上升到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对立的实质来认识，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否认矛盾，特别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唯物辩证法则主张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的第二位原因。这就既强调了内因的根本作用，又把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进而把中国古代的内因论建立在科学辩证的基础之上。

再次，毛泽东改造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学说，并把它当做矛盾问题的精髓来认识。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对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却研究得不够。毛泽东在古代矛盾思想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及其相互关系。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对矛盾的特殊性研究得不够的缺陷，毛泽东着重具体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把矛盾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指出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只有把共性与个性相互联结，才能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并把这一问题上升为矛盾问题的精髓，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最后，毛泽东改造“相反相成”的命题，辩证地论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原理。《老子》把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表述为“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班固首次提出了“相反相成”的命题：“仁之与义，敬之为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前汉书》)方以智则指出：“凡相因者皆极相反也。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求、相胜而相成也。”(《东西均》)这些观点蕴藏丰富的辩证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结，相互转化的思想，但仍很直观朴素，存在着缺陷。虽然看到了事物对立面的转化，但不懂得需要有一定条件。所以毛泽东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进一步一步完善了矛盾双方运动的观点。他还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为青年干部授课时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实践论》深入阐述了实践的作用、认识的发展过程等重要哲学原理，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论述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措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些思想，使之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种创新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