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112周年：从初创到全球化

中国银行112周年：从初创到全球化

1912年2月5日，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开业，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同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原大清银行旧址成立。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一经成立就承担起中央银行任务，发挥金融中枢作用，有力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

△ 中国银行总行北京旧址（原大清银行总行大楼）

虽然名义上作为中央银行，但中国银行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处境十分艰难复杂。一方面国家积弱，财政金融大权早为外资银行所操纵控制。中国银行艰难开拓，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东等地设立分行办理外汇业务，并发挥自身优势尽力扶持新兴银行，以求集聚民族金融力量共同对抗外资银行。另一方面，北洋政府时期，金融资本与国家财政始终存在共栖与博弈并存的复杂关系。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短暂发展，外国银行势力渐减，金融资本中商股实力逐步增强，中国银行乘时崛起，竭力扩展业务。通过苦心经营和反复博弈，中国银行逐渐“博得社会之信用，树立银行之基础”，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成为民族金融业当之无愧的旗帜。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设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同年11月，中国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开启了中国银行向近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 中国银行总行上海旧址（原德国总商会上海仁记路大楼）

中行总行南迁上海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决定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建立金融垄断体制，一直设法控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总行迁至南京附近的上海是国民政府加强控制的必要手段。此外，20年代中后期，上海有中资银行93家，外资银行24家，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对中国银行而言，总行迁设上海有着政治、金融多方面的优势，对业务发展裨益良多。

国民政府为求速效，原欲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被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抱有银行自由发展追求的张嘉璈婉拒。作为1916年“抗停兑令”的主导者，张嘉璈及商股管理层深感“发行银行不可不求业务上之独立、营业方针不可不侧重于商业方面”，改组后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以国际汇兑银行为方向，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之改革，成为中国银行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民族金融业的革新提供了范例。

20世纪30年代，国内灾荒频发，内战连年不休，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变本加厉进行经济侵略。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银行“不自限于改组条例所赋予之职责，不斤斤于营业之盈亏，更不以独善其身为得计，抱定为国家、为社会牺牲之决心”，践行大行担当。中国银行以扶助工商实业为宗旨，大力支持民族工业。此外，中国银行通过创立行业协会及联营机构，投资国货公司，协助国货扩大产销，多次毅然投入巨资扶助铁路、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

△ 中国银行总行上海旧址（汉口路50号）

世道艰辛，但中国银行始终锐意改革。时任总裁张嘉璈踌躇满志记述：“中国银行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中国银行选定外资银行林立的外滩建造中行总行新厦，表明中行不仅是中国民族金融之翘楚，也在国际金融市场立有一席之地。然而在大厦即将建成之际，抗战烽烟四起，中国银行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步入特殊发展时期。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将西南大后方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形势骤然紧张，中国银行总行从汉口路50号迁至法租界霞飞路办事处。自此，随着抗战情势之变，中行总行开始了千里辗转之迁移。上海沦陷后，1937年11月总行陆续由沪迁港，“总驻港处”成为实际决策中心。总行总账室、储蓄部等由沪移往汉口、再经渝滇转港，国外部为业务之需、账册安全，甚至远迁仰光。总行之所以移设香港，主要为利用香港交通、通讯发达，也可借助香港枢纽地位，吸收海外侨汇及进口战略物资。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四行总行应移设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同年10月，中国银行总行奉命由港分批内迁重庆，保留“总驻港处”用以策应，至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全部移渝办公。

△ 中国银行总行在渝办公地玉灵洞

△ 1939年10月至1945年10月，中国银行总行迁至重庆后在此办公（现渝中区小什字新华路41号）

辗转迁移极为艰辛。即使战时险恶，路途曲折，中国银行人还是力保重要文件、账册券料等安全内运，不畏艰险、负重前行是中国银行人不屈抗战的真实写照。

在颠沛动荡中，中国银行以民族大义为重，秉承家国情怀，于乱局中倾力稳定金融，于困局中竭力活跃经济，积极供应军需、协助建设、扶济各业，克尽使命。

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市面流动性奇缺，投机日渐兴起，行情剧烈波动。中国银行与其他大型银行一道，竭力稳定金融市场。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制定了开发大后方战略计划，将西南、西北地区作为抗战复兴基地。西部经济原本落后，加之大批内迁机构人员需要安置，而中国近2/3国土沦丧，贸易不畅、交通受阻，建设西部陷入艰难困境。金融是经济的命脉，打通脉络，才能于困局中活跃经济。中国银行秉承国策，竭力融通资金汇兑，扩大业务网络，扶助经济，振兴后方。

随着战时金融兴起和金融机构内迁，重庆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的空间转移，不但保存了抗战实力，也促进了大后方建设和西部开发。中国银行与同业一道，吸收社会游资、调剂内地农工商矿金融、贯通资金脉络，在四行专业分工之前，创下了吸存、投放、外汇基金摊垫等数项业务之最，成为支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施非常时期金融统制，设立“四联总行”、强化中央银行地位、推行四行专业化方针，中国银行将钞券发行权、大部分外汇储备移交央行。

经过八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1945年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后蒋介石政府挑起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6年1月，中国银行总行迁至上海外滩23号。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4日，时任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组织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接管中国银行的处理方针，中国银行回归人民怀抱。

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9年，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1994年，随着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中国银行转型为国有商业银行。2004年，中国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中国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成为首家在A股和H股同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进入21世纪，中国银行加快了全球化步伐。截至2025年，中国银行在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广泛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国银行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体现在机构布局上，更体现在其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上。中国银行连续多年在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结售汇、银团贷款、离岸债券承销、熊猫债承销等领域保持市场领先。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局最广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积极支持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秘鲁钱凯港、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风电项目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以及波黑多博伊医院等一批“小而美”惠民生工程。截至2023年末，中国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跟进公司授信项目超过1000个，累计授信支持逾3160亿美元。

中国银行坚持服务大局，持续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积极承担人民币清算行角色，提升人民币清算行履职表现，金边分行和塞尔维亚子行获得人民币清算行资格，担任人民币清算行数量增至15个。推进CIPS直参行全球布局，提高人民币清算网络覆盖度和便利性。在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中国的主要经贸伙伴中加大投入，提供存贷款、汇兑、债券承销、资产管理等各类型人民币金融服务。扩大丰富人民币使用渠道，打造跨境电商、离岸贸易、自贸金融等跨境人民币新场景。2023年，新增43家CIPS间参行，保持同业第一；境内机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超过23%，市场份额稳居同业首位。

从1912年到2024年，中国银行走过了112年的风雨历程。从最初的民族金融业旗帜，到全球化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崛起并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作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在推动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秉承“建设全球一流现代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