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争夺、商业开发遇冷，牛郎织女传说陷入传承困境
多地争夺、商业开发遇冷，牛郎织女传说陷入传承困境
“牛郎织女传说”作为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近年来却频频陷入争议。从各地争夺起源地到商业化开发遇冷，从故事情节遭受现代价值观质疑到文化传承面临困境，这个古老的传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早在2016年就有文章讨论“牛郎织女为什么还没分手”，指出这个传说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困境。最近的热点事件发生在起源地之一的和顺县，将这个本来就处于网络舆论中的民间文学推向了风口浪尖。
虽然在网络语境中可能并不突出，但“民间文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在分类或举例中常常被放在首位。但似乎也是“民间文学”最先开始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常常被人忽略的“遗产”的一面。尤其是，民间文学不论是反映了传统社会的现实，还是表达了过去人们的理想，都难免与现代社会的思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从而遭受质疑与否定。
并不体面的起源地争夺过往
本世纪初有那么一段时间，各地都在争民间传说故事的发源地，流传得越广的争得越起劲。但如今十几、二十年过去了，时间似乎正在证明过去的许多事只是无谓和徒劳。
比如，多地都曾争夺“梁祝文化”起源地，后来为了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而短暂联合。先是在2004年6月浙江的宁波、杭州、绍兴（上虞），江苏的宜兴，山东济宁，河南汝南等四省六地签署了《梁祝申遗宁波共识》。但仅仅过去一个多月，除了宁波、绍兴以外的四地打破了轮值会议顺序并签署了《梁祝联合申遗宜兴备忘录》（原定第二次会议应该在上虞召开）。
本就暗流涌动的“联合”，需要勉力维持着的平衡在2005年12月被进一步打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给河南省汝南县单独授了“中国梁祝之乡”（这个协会是相当有份量的，我们能听到的敢自诩“xx之乡”的许多都是经由这个协会创建授予的）。该协会又在2006年3月给宜兴授了“中国梁山伯祝英台之乡”，2007年10月给宁波授了“中国梁祝文化之乡”并建“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四省六地均上榜，而所谓的世界非遗目标又遥遥无期，“梁祝”之争至此已经失去了意义。
“牛郎织女传说”情况类似，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没有像在“梁祝”之争里那样一家给一个名号，而是都给了“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称号，分别在2006年给了山西省和顺县、2009年给了河南省鲁山县，两地又分别入选了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相关的“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在2006年授给了“河北省邢台市”。后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申报的牛郎织女传说于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争夺方之多，一点也不逊色于“梁祝”，并且都没有“联合”的意向，还常常搞出某地宣扬自己是独立的单一的起源地文章或新闻，搞得场面很是不体面。
和顺县、鲁山县、沂源县属于比较符合民间文学传承区域的，当地不仅保留有风俗、流传的故事和曲艺，更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相关地名。
长安区原本有望和鲁山县、和顺县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的，却遭遇了匿名信。
长安区的主要“倚仗”是当地石婆庙内的“石婆石爷”，“它是全国仅有的汉代牛郎、织女石刻，这是别人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匿名信中却提到，了解当地并非牛郎织女故事演绎地、“石婆石爷”也可能指的并非“牛郎织女”。究竟学术上的答案如何，我们不好下判断，但被匿名信“延误”了“入遗”的怪事却是罕有听闻（主要是还爆出来了，以前的新闻好鲜活）。
最有商业价值的民间传说
争来做什么呢？说是为了学术，未免太过自欺欺人了，其实大家都懂得这里有许多商业企划和地方利益的博弈。尤其是，“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紧密相连，而我们在《被“发明”的七夕：我们要的究竟是“中国”还是“情人节”？| 节日特辑》里提过七夕在被包装成“中国情人节”之前在传统节日里并不算热门。除了中西节日的对标化以外，情人节的商业价值更是可观。
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最适合被商业利用的。一方面，牛郎织女的结合既不看门第出身，也不看金钱权力；没有朝三暮四，只有忠贞不渝。两个人即使隔着浩瀚银河，也要冲破阻力，追求自己的爱情，这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情，在婚姻被功利化的今天就更加可贵。另一方面，七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由爱情神话演绎的节日，也是最具浪漫色彩的民俗节日，完全可以被商业化放大。
仅2007年七夕节，与发源地之争有关的地区纷纷推出各种相关的“文化节”，生怕蛋糕放凉了。
随之而来是大量的“造景”工程。虽然许多“起源地”都有相关地名，但开发成旅游资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这些民俗反而很冷门？国家级非遗中的“传统七夕”》里提到郧西打造的“天河景观群”，而当年新闻里见过的“豪情壮志”还有：南阳的牛郞庄想打造成“中国爱情第一村”，邢台将天河山景区注册了“爱情文化山”商标，沂源则是搞起了“牛郎织女景区”。
直到2023年，鲁山县还因为中标金额715.2万元的“牛郎织女雕塑”上了热搜，结果是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相关工作人员被免职、记过等。
很多人没有留意的是，这个雕像揭幕是“2023中国（鲁山）七夕节”中的一个环节，是当地连续多年打造牛郎织女文化品牌的其中一项动作。
既然变成了商业议题，就必然需要面对投资与回报的问题。而民间传说是否可以支撑起一地一区的旅游业，其实答案很明显，毕竟富如杭州也不指望靠白蛇传给西湖拉客，顶多只是锦上添花、顺势而为。
被时代嫌恶的故事情节
民间传说还没在各地证明它文化转换经济的价值，就开始面临被时代嫌恶的命运。本就薄弱的支点，加上极具争议的操作方式，还偏偏遇到了腐朽的故事内核。
目前大家最为熟知的版本是1955年写入教材的叶圣陶改编版本。这版最大的改变在于主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牛郎织女传说（包括《天河配》等戏曲）都以反封建为主题，赋予牛郎织女劳动人民代表的身份，这个版本“既满足了民众长期以来内心潜藏的仙女凡夫梦，又符合民众在建国后地位的变化”。牛郎织女作为古典爱情故事的代表，也就成为中国爱情代言人、进而代言“中国情人节”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情人节”讨论最热烈的那些年，元宵、上巳都曾是备选之一。而七夕节最后可以成为共识，除了日期的缘故（离西方情人节远，可以在暑假内），牛郎织女传说的故事内核也有几分原因。因为从唐代开始，牛郎织女与七夕节已经形成互为表里的关系了。
叶圣陶改编版为了使这个主题和人物定位具有合理性，将王母设定为二人婚姻中的破坏者，但如果考察“牛郎织女传说”异文就会发现，牛郎织女的矛盾常常爆发自内部，所以织女反而会是那个划下天河、阻拦牛郎的人。
所谓“异文”，就是“由于民间文学自身存在的口头性和变异性特点，同一作品流传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形成差异，从而导致一个作品同时以几种不同的形态存在”。异文之间的差异，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情节互斥。
2016年时写的《》提到过“牛郎织女传说”可被划入“天鹅处女型故事”，这一发现研究始于钟敬文1933年的文章。
钟敬文归纳了“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牛郎式”的大概共同情节：
- 两弟兄，弟遭虐待。
- 分家后，弟得一头牛（或兼一点别的东西）。
- 牛告以取得妻子的方法。
- 他依话去做，得一仙女为妻。
- 仙女生下若干子女。
- 仙女得衣逃去，他赶到天上被阻。
- 从此，两人一年一度相会。
钟敬文文章中对比的四则异文里有一则洪振周记录的沈阳地区流传版本就与众不同：
这个版本开头也是从“牛郎”（这个版本中名为“王二”）窃衣开始，但当夜“织女”就表示同意，“牛郎”也归还了衣服。后来两人还一同向王母拜寿，然后被王母分离。
但民间文学的随意性很大，不同母题、不同类型之间还会互相整合。对于异文的采集、整理、对比等是民间文学研究里最常做的事情，然而在看似热闹、看似重视的“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之争里，传说故事本身反而是被忽略了。更别提施爱东评价牛女研究是所说的：“由于许多学者对类型研究缺乏深知，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钟敬文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升，多数都是重起炉灶，盲目进行'比较’”。
“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开端难免伴随着“窃衣成婚”，这个“先天不足”问题几乎是这个类型所绕不开的，这也是目前“牛郎织女传说”被诟病、被抛弃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可能会嫌弃叶圣陶改编版本过时，却忽略了我们距离那个版本已经过去了69年了，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啊。更何况，随着婚恋观念的变化，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情人节，爱情营销都没有之前“好卖”了。
成为遗产的民间文学
虽然我们可以秉持正确性地说“牛郎织女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是毋容置疑的，但也不得不承认以往那样十几个地方“哄抢”起源地的“盛况”短期不会再现，“牛郎织女传说”在现代世俗意义上的“价值”不仅正在被嫌弃，更加被曾经最追捧它的地区与群体所被消磨。
那“牛郎织女传说”就没救了吗？
尽管“天鹅处女型故事”在“牛郎织女传说”异文中占大头，但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比如《述异记》中说的是天帝怜惜“织女”辛劳，将其嫁给“牛郎”，然而两人“贪欢不归”，天帝发怒使二人分开。还有的异文里，尽管开头依然是窃衣，但织女的身份变成了王母的侍女，被迫日夜织锦并向往人间生活，两人的结合就有了一些互相拯救的意味。董永遇仙的异文里，织女是作为他孝行感天的“救赎”出现的……
这些异文不一定都能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文学的多变。
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最重要的可能是采集和整理，但民间文学本身，最重要的却是“活着”并且能“活下去”，而不要死板板地躺在记录本上。“变异滋生繁衍，正代表着民间文学的活跃蓬勃”。在时空和地域的流转过程中，民间文学产生“变异”是一种常态，却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要么流转出适合时代“异文”，要么成为过往时代的“佚文”。
还有很多人忽略的影视版本，都改掉了“窃衣成婚”的情节；黄梅戏版本则是安排了一个前世仙缘来合理化窃衣行为。可以说，时代的选择就是使牛郎织女的结合方式更为平等、更为自由，去掉强迫性的情节，更接近时代价值中的爱情。
然而早年各地热衷的“起源地”争夺里，最被忽视的却是标的本身。当年争的可不仅仅只有传说故事的起源地，更多的还有名人故里，待“硝烟”消退，却是一地鸡毛，想要打造的景观或烂尾或亏损，想要搭台的文化或式微或贬损。
要说名人故里之争为何如此喧闹不已，背后的地方经济利益之争至为关键。改革开放至今，在我国各地举办的文化节、文化论坛、祭拜大典等活动中，运用最多的一句宣传口号或理念便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正如许多媒体报道所称，“他们争夺名人故里，并非真对那些古代名人有多崇拜、多敬仰，而是想通过招商引资或打造旅游城市来发展地方经济。”
“牛郎织女传说”作为异文庞杂的民间文学，却在短视中生生被搞成了版本单一、僵硬刻板的模样，导致故事的“抗风险”系数极低。明明是可以拿出其他异文的，明明是可以宣传符合时代期待的版本的，但偏偏都被错过了。
在故里之争最闹腾的那几年，彼时还能自己写稿子的媒体结合了当时的新兴词汇把这类现象称作“文化啃老”。
文化“啃老族”，粗粗看去，高举的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大纛，句句不离尊重古代先贤，可是在“复古、尊老”的背后，受利益驱动，盲目开发者有之；追求政绩，只做表面文章者有之；厚古薄今，对当代文化匮乏自信者亦有之……
客观地说，一个地方是否有影响力和知名度，老百姓是否有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否对奋斗新时代满怀信心，并不取决于这个地方是否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而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强不强，社会治理水平高不高。因此，对一些喜欢“文化啃老”的地方而言，与其为了争夺历史文化名人费尽心机、劳民伤财，不如转变观念，去谋划未来发展蓝图，这样或许来得更实际一些。
本文原文来自360do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