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蜀，好雨必定知时节

在巴蜀，好雨必定知时节

唐肃宗乾元二年 (公元759年) ，杜甫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这一年，他已经48岁，曾在乱世中颠沛流离，一年内带着妻儿迁移四个不同的郡县，身心皆疲惫不已。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份饱受流离之苦的疲惫之心，有一天会在蜀地得以安放。

来到成都的第二年春，杜甫在友人帮助下筑草堂于成都浣花溪畔，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的红墙。（图/图虫创意）

杜甫在蜀中住了四年半，以草堂为家，还到过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这四年半是杜甫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他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作，有271首是在四川写的。

在杜甫笔下，成都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在郊外，则是另一番景象：“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杜甫在成都时所居草堂在成都浣花溪畔，其诗写到浣花溪的就有多首，浣花溪也因为杜甫而更具文化气息。

如今，杜甫草堂已成为成都的标志、诗歌的象征和文学的圣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来此瞻仰凭吊和游赏。

雨后的草堂茅屋，空气中弥漫着文化气息。（图/图虫创意）

也正是在这里，在一个春雨洒落的夜晚，杜甫写下了那首千古传诵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诗人怀着喜悦的心情描绘了一幅草堂春雨图。其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诗中名句。春雨之来，无声无息，在夜间静悄悄地施行润物之功后又悄悄离去了，不为人所察觉，写得春雨有情有义。

实际上，不仅是杜甫，四川一代人才济济，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代不乏人。例如，文学方面，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陈子昂、李白、杜甫，宋苏洵、苏轼、苏辙，近现代巴金、郭沫若等，堪称巨擘。他们也构成了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的一部分。

成都的宜居宜业，源自顺其自然的哲学观

蜀地之所以能够给诗人与文人提供创作的土壤，与其安逸宜居的城市性情分不开。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持续不断地吸引人们来到这里旅行和生活，首要原因当然是其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

成都到底有多么宜居？

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窥见。历史学家王笛曾表达过他对老成都的怀念。10岁前，他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那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是繁华的梓潼桥，有卖豆浆油条的早饭铺子，有糖水铺子、街边的手工匠、各种小吃食。

锦里古街。（图/图虫创意）

一分钱能买两串蘸着酱油和熟油辣子的大头菜、租一本小人书，两分钱买一个小糖饼，六分钱能买到一个卤兔头，上面撒满辣椒面和花椒面。

那里还有一间茶铺，“总是座无虚席，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扶手已经磨得像黄铜般发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盖碗茶，火眼上烧着十几个生铁茶壶，外加一个大水瓮的老虎灶……”在王笛细腻又温情的笔下，成都街头生机勃勃，充满公共活动。

成都如今多发达，被认为是准一线城市，民国的时候只有几百家茶馆，现在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已经发展至有上万家。

成都老茶馆。（图/图虫创意）

此外，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它几把竹签串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在家吃了也上街。

令人垂涎欲滴的成都串串。（图/图虫创意）

这份安居乐业的生活态度背后，是巴蜀文化中顺其自然的哲学观影响。

这也是李冰治水、兴修都江堰的思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顺势应变。这种治水思想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两千多年享其利，由治水而治国，渐次演变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

自成都建城起，这座城便与商贸和金融，有着与生俱来的、千丝万缕的缘分。

从秦汉时期成为五大都会之一，到盛世大唐的“扬一益二”……动态的历史轨迹，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迹与成长，繁华与沉静，复兴与梦想。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风姿秀逸的锦城大地，在创造名扬天下的蜀汉文明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辉煌的金融文明。1000年前，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就诞生在锦江之滨。

成都锦江两岸的现代建筑。（图/图虫创意）

交子的出现，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里程碑，推动了北宋经济的发展。

任何经济形式，都离不开货币的范畴，货币是构建经济活动的基本媒介。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高华声认为，交子的出现是货币发行和流通史上的巨大创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借鉴意义的金融创新”。

由此看来，四川的金融基因已经流淌了千年。

而尊重规律、润物有情这一文化基因也在时间的长河中得以继承，引导着川地企业的诞生、发展与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