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新论：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是政治稳定三大支柱

福山新论：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是政治稳定三大支柱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震惊世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调整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政治三维论”。本文将带你深入了解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思想转变，以及他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刻洞见。

1952年10月，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生于美国。他拥有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地担任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学术生涯深受塞缪尔·亨廷顿的影响。此外，福山还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担任副局长。

1992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简称《终结》），这本书使他声名鹊起。书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终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资产阶级则代表了“最后的人”。

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东欧转型的“阵痛”，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中国模式”的崛起，以及各种“民主”乱象。这些事件促使福山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

在2011年和2014年，福山相继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穿越史前迷雾至法国大革命的轨迹》与《政治秩序与衰败的轨迹：自工业革命步入民主全球化的迷宫》（简称《起源轨迹》与《秩序迷宫》）。这两部著作标志着福山思想的重要转变。

在《起源》与《秩序》中，福山提出了“政治三维论”，认为任何旨在实现长期稳定的政治制度，都需巧妙融合政府的高效治理能力、坚实的法制体系以及严格的问责机制。这一理论框架被形象地称为“政治三维论”，犹如支撑政治大厦的三根坚固支柱。

针对《终结》一书的非议，其核心似乎并不在于书籍内容的深度剖析，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其标题的选取，这或许归因于众多评论家未曾真正翻阅过这部著作。事实上，《终结》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述，而非振臂高呼的宣言。唯有细致研读该书，读者方能察觉，那些以“民主国家之乱象”与“威权国家之韧性”为论据，对福山观点进行驳斥的言论，实则是基于对《终结》一书内容的片面理解。

在哲学界，“历史终结论”的萌芽可追溯到德国大哲黑格尔之手。1806年耶拿战役硝烟散去后，黑格尔竟大胆地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时刻”。但这绝非意指历史舞台从此再无烽火连天或制度碰撞的戏码上演，而是深邃地指出，一种人类共有的、彼此间的“承认范式”已然被发现，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广泛渗透开来。

福山在黑格尔的理论框架上进一步攀登，提出历史进程的核心动力源自于人类对“认可”的深切渴望，而非单纯基于生存或利益的需求。纵观历史长河中的各类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政体、共产主义体制等——它们所提供的“认可模式”均存在瑕疵，严格层级制度下的“认可”犹如杯水车薪，难以满足人心。这些内在的不足，宛如历史的推手，形成了驱动制度变迁的“张力”，最终引领着新制度的诞生与旧制度的更迭。

正是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精英，还是底层的平凡大众，均需通过赋予彼此自由与权利的方式，即采纳自由民主这一社会架构，来获取那份最具价值的“认可”。故而，“自由民主制”凭借其在平等、互动且富有深意的基础上对人类“认可”需求的满足，促成了一种较为稳固的社会平衡状态——在此层面而言，它标志了历史发展阶段的某种终极形态。

显而易见，福山的论据并非植根于社会学的土壤，而是绽放于心理学的花园之中，构成了其“历史终结论”的坚固基石。他提出的“平等的承认”，如同一剂强心针，为人的尊严带来了瞬间的满足，然而，在自由经济的浪潮之下，平等的幻影却如泡沫般破灭。无论是当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鸿沟日益显著，还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化加剧的残酷现实，都如同刺眼的阳光，无法被遮蔽。正因如此，世界各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呼声才如此震耳欲聋，各类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如同野火燎原，席卷全球，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终结》一书中，福山花更大力气真正严肃对待的，是“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福山认为，或许“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既包含“自由”又包含“民主”。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

在一个制度架构中，当“自由”与“民主”并肩共舞时，其内在的矛盾张力竟意外地催生出无尽的活力与生机。假若某日，这一“自由民主共同体”不幸遭遇了系统性的困境，那极有可能是因为自由与民主这两大元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某一方的强势崛起所无情打破，从而导致整体和谐的失衡。

自由如同土壤，滋养着怀疑的幼苗；民主则如同阳光，催生了反抗的嫩芽。当这些怀疑与反抗累积至临界点，“自由民主制”这座大厦便面临倾覆的风险。然而，摧毁它的并非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或制度挑战，而是“自由民主制”自身辉煌成就的副产品。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制”的衰落，竟是因其内部成功的过度繁荣所致。

在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的辉煌时刻，恰逢苏联大厦轰然倒塌，冷战的帷幕缓缓降下，这一幕不仅象征着西方文明（尤以美国为领头羊）的巅峰时刻，还洋溢着浓烈的西方优越感，更悄然拉开了西方逐渐式微的序幕。当诸如强权至上、功利为王、实用主义横行以及普世价值等理念，被一股脑儿地塞进美国的价值哲学体系时，一股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的暗流也在悄然涌动。历史这位老者，显然不会轻易地合上它的书页，更不会草率地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奉为永恒的终章。

再度翻开《终结》的篇章，不难发现这部著作依旧熠熠生辉，未显丝毫陈旧之态。它深刻指出，自由与民主犹如人类社会进步的双子星，引领着前行的方向。然而，这对璀璨星辰的表现形式并非单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仅是其中一抹亮色，远非全部。相较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其“政治三维论”更博得了人们的青睐。在2011及2014年相继问世的《起源》与《秩序》两部力作中，福山精妙地构建了“政治三维论”的框架，并深入剖析了实现“三维平衡”这一理想国度的微妙机理。

福山指出，政治发展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 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福山特别强调“国家建构”( state-building)这个概念。

探究“国家构建”这一概念，若依据韦伯对国家界定的脉络，福山巧妙地将其精髓提炼为政府之治理效能。换言之，这关乎一个政权在国防巩固、税收征管、官僚体系搭建、社会秩序维系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展现。

福山的学术视野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转型，从对“同一性”的执着探索，跨越至对“多样性”的深切关怀；从对“终结”的终极追问，转变为对“起源”的溯本求源；从对“人性”本质的深入挖掘，延伸至对“历史”脉络的细致梳理。这一转变，绝非突如其来的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终结》一书问世后的二十年间，世界风云诡谲，沧桑巨变，使得福山早先提出的“西方胜利论”显得颇为草率与乐观。

在《起源》与《秩序》这两部著作中，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阐述成功跳脱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换言之，他并未将欧洲模式奉为政治进步的“金科玉律”，而将其他国度视作偏离正轨的“异类”。相反地，他在这两部作品中着力指出，“福山将中国视作国家构建的典范，并探究为何其他文明未能仿效这一模式”。

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福山在其论述中强调，纵观历史长河，无论是印度、中东，抑或是欧洲，其“国家构建”的成就皆未曾企及中国之巅峰。回溯至历史的滥觞，“国家构建”的成败及其降临的时机，犹如一股强劲的首推力，深刻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轨迹。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构建”愈成功便愈理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山在著作中反复阐明，唯有当国家构建与法治精神、问责机制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能绽放出“现代政治奇迹”般的光辉。

在制度抉择的舞台上，“国家”这一角色被福山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请回”，这一转变，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西方知识界思潮的流转。福山深刻洞察到：“现代民主制度的挫折形态各异，但步入21世纪后，其核心症结似乎在于国家能力的疲软：当下的民主体系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束缚，频繁陷入僵持局面，难以果敢地作出抉择，以保障其经济与政治的持久繁荣。”在福山的分析框架内，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蜗牛速度、欧洲福利国家增长停滞的困境，乃至美国财政赤字高企的难题，均被视为民主社会中“国家能力”捉襟见肘的鲜明例证。

随着现实政治格局的变迁，福山的忧虑日益加深。在关于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机制的“三角博弈”中，普遍现象是，人们过分聚焦于国家能力对法治与问责可能造成的侵蚀，而时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能力实际上也常常是构筑法治基石与推动民主进程的关键前提。福山在其著作中倾注心力，意在填补这一认知空缺。简而言之，他对国家构建的重视，其本质并不在于颂扬专制权威，而是旨在为西方的法治体系与民主制度寻求救赎之道。

在学术舞台上，“国家建构”这一概念的凸显，是否标志着“新福山”已然对“旧福山”的观点说了拜拜，让二十年前的理论成了“古董级收藏”？乍一看，似乎确实如此，颇有几分“新桃换旧符”的意味。然而，深入研读《起源》这部力作后，我们会发现，事情远非表面那般简单。实际上，福山并非是要用《起源》来一场“革命”，推翻《终结》的宝座，而是更像一位细心的工匠，试图用《起源》的砖石，去修补并升华《终结》的殿堂。

究竟为何如此？探究其根源，福山与中国部分国家主义者的核心差异，犹如日与夜的对比，体现在他对国家能力的重视上，那是灵活多变的情境考量，而非坚定不移的原则坚守。换言之，他对国家能力的推崇，并非植根于某种空洞的理念之中，而是宛如一位高明的医师，依据不同的病症与时地，开具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福山深信，在当今这个全球舞台，众多转型中的国家和民主政体，正饱受国家能力不足所带来的政治顽疾之苦，故而亟需一剂强心针，以提升国家能力。然而，当目光转向中国的政治土壤，在《起源》这部力作中，福山的论断始终如一：国家能力过于强盛，而与之相对的，法治与问责机制却显得苍白无力。

福山论述道：“有一个颇为关键的缘由，能够解释为何拥有问责机制的社会终将超越缺乏这一机制的社会：那就是，政治问责为制度的和谐演变铺设了一条坦途。回溯至王朝时期，中国政治架构始终未能破解的一大难题，便是‘昏君’现象。而在当代中国的体系中，官员们更多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这一问题的解决依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在《秩序》这部著作中，学者福山深刻剖析道：政治发展的真谛，在于巧妙地在国家构建、法治精神与民主实践之间搭建一座稳固的平衡之桥。其核心任务，是给“国家构建”这一政治要素赋予应有的名分与重视。谈及“国家构建”，福山不仅看重国家机器的强效运作，还着重强调了官僚体制的中立立场与独立意志（即韦伯笔下的“国家”概念所蕴含的垄断性），以及政府超然于阶级纷争、派系纠葛、利益集团博弈与家族影响之外，做出公正决策的能力。

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行事不偏不倚。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 )。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

在美国，那些极具组织性的游说团体或许正是幕后推手；而在非洲大陆，影响力巨大的部落乃至家族可能扮演着同样角色；至于希腊与意大利，则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公有部门在暗中发力。总而言之，一旦政治家与官僚体系无法从狭隘、特定的利益泥潭中抽身，反而深陷其中，被其所绑架，依附主义便悄然滋生。这种依附主义，无疑是“政治腐朽”的鲜明标志。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三维平衡”的理想状态）？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国情论” 不难理解。既然“丹麦”意味着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相互平衡，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

对于那些在民主与法治领域已有一定根基，却在国家架构构建上略显薄弱的国家而言，加强“国家能力锻造”无疑是当务之急。在当今时代，这类国家构成了福山论述中的大多数群像，遍布非洲大陆的辽阔之地，延伸至拉丁美洲的热情国度，以及从印度次大陆的古老文明到希腊地中海的璀璨遗迹，均需在此方面持续深耕。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国家能力强劲，却在法治与民主之路上略显踉跄的国家——在福山的笔触下，中国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则需在另外两个维度上加大强化力度，方能均衡发展。

福山指出，政治进步的舞步若乱了章法，平衡之美便难以捕捉。譬如，那些民主之花在国家基石尚未稳固前便匆匆绽放的国家，往往容易滑入依附主义的泥沼。值得注意的是，“顺序说”并非福山首创，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早已蔚然成风，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新兴的政治共识已然形成：“法治先行，民主随后”，这似乎已成为新时代的政治金科玉律。

尽管答案表面上似乎一目了然，但在实际操作的舞台上，它却依然能引发一种“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的奇妙困惑。在特定的国度里，政治发展的三大维度——哪个更为强大，哪个稍显薄弱；哪个应当先行，哪个适宜跟进，皆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与路径依赖之中，而这样的历史脉络，却如同铁轨上的列车，一旦铺就，便难以轻易改弦更张。

事实上，在探讨有效治理与民主制衡这对微妙对立的命题时，不难发现东西方政治制度各有千秋。早在春秋战国乃至秦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艺术已初露锋芒，赢得了世人的瞩目。相比之下，犹太民族则在法制观念上先行一步，其法律体系的建立堪称鼻祖。至于政治问责制，则是近代西方世界的拿手好戏，展现了其制度设计中的独特优势。

要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步入正轨，其影响因素繁多，绝非仅凭周期性的民主投票就能搞定。更为关键的是，得有一套深入民心、广受认可的法制体系，以及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来保驾护航。在这方面，即便是全球政治舞台上的领头羊——美国，或是正迅速崭露头角的中国，也都有着各自的短板与提升空间。

在世界的舞台上，各国犹如学子，需相互借鉴，保持制度的灵活性，依据全球风云变幻适时调校自身架构，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历史的篇章绵延不绝，当下，全球正步入一个“前所未遇的转型纪元”，政治体制的青春活力，唯有在创新与融合的温床中方能蓬勃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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