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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功夫外,我们还可以在成龙电影里看到什么?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除了功夫外,我们还可以在成龙电影里看到什么?

从演员到导演,从动作明星到国际巨星,成龙电影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种标杆,确立着香港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象征着香港动作片在电影史中经久不衰的生命。

提到成龙,无法回避他对功夫动作的极致呈现,这已然是成龙电影最为显著的特征。但是成龙电影能够成为一种“奇迹”显然不仅仅在于他的无替身表演和各种搏命动作的展示。

景观/奇观

《飞鹰计划》从码头跳离摩托车、抓住渔网、被拖至离水面100米高处,《超级警察》抓住直升飞机的绳梯飞过吉隆坡的上空、在飞驰的火车顶上的打斗,《醉拳2》落在一张布满燃烧的炭火的床上,《红番区》从高楼的屋顶跳到对面楼房的小阳台上,《简单任务》从一座山峰滑向飞过的直升飞机,《我是谁》从几十层楼高的玻璃房顶上滑下……这些画面早已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神话,无论是在影迷心中,还是在影史书写中都留下了浓厚的痕迹。

更为重要的是,成龙将传统的武侠转化为现代都市中的搏杀景观。武侠空间从山野乡村进入到现代城市,象征着武侠片中一种现代叙事的诞生,与此伴随的是,现代都市的危机和混乱也进入到武侠片中。而成龙极为巧妙地以诙谐喜剧化解了这些现实危机,呈现出一种活泼昂扬的香港都市文化景观。

与都市相对应的是,成龙对于奇观风光的展示。《飞鹰计划》中对沙漠的展示,以及对土著人的呈现都有着典型的“奇观化”,影片中还试图突出一种“不可见的人”——巴基斯坦人,虽说着墨不多,但却恍然之间直接点出一种历史现实。《A计划》中对海岛异域景观的展示,以及对“反清复明”的海盗的某种隐喻,成龙电影以视觉和人物上的奇观设计而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意图言说某种无需自正的潜台词。这一潜台词为何?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

“我的身体才是我的特效”——成龙电影中的动作展现不仅作为一种“奇观”的存在,成龙近乎以一种自虐的方式完成了某种身体献祭。

李小龙将身体作为张扬民族主义的场域,重塑了亚裔男性身体的可能性。而成龙将李小龙的“生命即功夫”的哲学改写为自己的“功夫即快乐”的世界观。他不仅从喜剧的角度改写了功夫片这一类型,更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再次构造了这一类型。可以说,成龙解构了李小龙的硬汉美学,而展现了男性身体的脆弱,从李小龙的民族主义走向了一种多元人文主义。与此同时,形成一种解构的还有美国动作电影中对硬汉身躯的奇想和幻象。

由于产生出一种“多元文化”来减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任何潜在对立,容纳全球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和需要。成龙的功夫喜剧片作为一种类型,开始迎合亚洲和欧美更加广阔的中产阶级的观众。他自相矛盾地使自己的影片既国际化又个性化, 既是多元文化的又是远离政治的, 既是编年史性质的又是漠视历史的。

个人/英雄

成龙电影对于历史和政治的疏离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淡化,那么,是否可以说成龙电影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在成龙的警察系列中,他有意地以一种英雄形象出现,作为普通人的警察在其电影中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英雄气质。在《A计划》和《A计划续集》中,他建构了香港作为殖民地时的传奇历史,讲述了水警的英雄故事。《警察故事》中,成龙扮演的香港皇家警察“陈家驹”一身正气,以一种近乎搏命的方式展现警察的勇敢与热血。成龙极为鲜明的塑造了一种正面的警察形象(这种正面形象一直到《无间道》才被瓦解,警察身份开始模糊),同时凸显的还有港英当局中的贪腐问题以及权力的平衡。

事实上,无论是成龙的警察故事还是同时代的《喋血双雄》《英雄本色》都不讲国家、民族宏大故事,而是更关注香港社会本身的稳定。独特的殖民地离散经历和中西文化的交融现实, 使香港人倾向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更关注本港的繁荣与安定, 保持香港作为贸易港的自由地位。

成龙电影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面貌站在香港电影的影史书写中,它本身就是香港崛起的副产品,因而不可避免地浸染着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激进昂扬的情绪。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电影本身,更是对港英时期的传奇历史建构和对彼时香港都市文化景观的形构。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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