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童年的家庭矛盾揭秘
毛泽东童年的家庭矛盾揭秘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韶山冲是一块狭长的被群山环抱的谷地,当时这里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多少差别。6岁时毛泽东就开始下田干农活。在毛泽东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家里一共有5口人,他的父亲、母亲、毛泽东、还有两个弟弟。毛泽东是家里的长子。
毛泽东的母亲名叫文素勤,因为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也叫文七妹,是一位宽厚、善良、慈善的农村妇女。毛泽东曾这样称赞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
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贻昌,字顺生,因此也叫毛顺生。毛顺生个性强、易怒、还不太大方,他认定要做的事,别人都很难说服他做出更改。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性情暴躁”“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但他的父亲并不是只会发火的“虎爸”,实际上他父亲的奋斗历程非常励志。他原本是一个贫农,17岁接过家庭重担,后来发现怎么种地也还不完家里的债,就决定去当兵。当兵多年后,他决定回乡,依靠当兵的积蓄给家里还了债,又从种地开始慢慢做粮食生意,再到贩卖牲畜,直至最后买卖田地并有资格在乡间发行小额钱票,逐步成为了富农。
像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毛泽东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在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素勤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1919年,毛泽东母亲去世不久,他就写信给同学邹蕴真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利人的,自己的母亲是属于第三种人。”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很励志,我们相信他一定和屏幕前的很多家长一样希望能够管教好孩子,并让儿子走上自己设计的“康庄大道”。可是,青春期的孩子有几个一开始就能心甘情愿听从家长的安排?更何况是从小就有主意和想法的毛泽东。
在毛顺生的规划中,儿子毛泽东要先把田里的担子挑起来,等过两年再去学做买卖,这时毛泽东的弟弟再去田里接班,这样毛泽东就能顺理成章继承家业,他也可以安享晚年。
毛泽东少年时代耕种过的稻田
毛顺生对儿子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经营好田地房产。对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父亲的期待就更为迫切。正因如此,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母作主给他娶了罗氏为妻。父亲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拴住毛泽东的心。
但是,青春期的毛泽东却对父亲给出的人生规划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抗争。毛泽东最大乐趣在书中,并有着走出山冲、读书求学的憧憬。他要走出家乡,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毛顺生则认为这是儿子“不孝和懒惰”的借口,作为长子就应持家创业、光宗耀祖,叫他读书是因为“可以增加他赚钱的本领”,其他的想法都是农家子弟的幻想。于是,用毛泽东的话说,父子间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事实上,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父母如果认识清楚,可以及时调整心理状态,修炼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和教育方式,注重言传身教,跟孩子以真心换真心,给予孩子适当的成长空间,尽可能多地尊重与鼓励孩子,让孩子减少情绪的巨大波动。
但是,当年的毛爸爸不大可能有现在的科学认识,他教育毛泽东的态度,有时不免粗暴严厉。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而毛泽东这方面,对抗父亲的“勇气和智慧”从来都不曾欠缺。都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毛泽东对付他父亲的方法比起现在的孩子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青春期的孩子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跟大人唱反调。大人说东他说西,大人说南他说北。毛泽东不仅非常善于跟他父亲“唱反调”,并且还自己总结出了一套有效的方法。他曾说:“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一个同他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在读书的问题上,毛泽东与他的父亲更是意见不一,父子俩常为此争吵不休。毛顺生最看不惯的是毛泽东一旦读书就入了迷,看到田头垄上、饭前饭后,儿子都手不释卷,他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读书误了农活。他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儿子能够熟读经书,因为他曾因为文化不足,不会引用经书里的话而败掉了一场官司,因此他希望儿子能通过读经书来帮他打赢官司。除此之外,其他的书都是浪费时间。但毛泽东最爱看中国旧小说,比如《岳飞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
毛泽东童年读过的《诗经》《论语》
13岁时,毛泽东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日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还需替父亲记账。尽管这样,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他能够找到的书籍。
毛泽东从11岁开始,独自走山路,从韶山的滑油潭山冲里沿山中崎岖小道走到棠佳阁外婆家。据韶山冲的老人回忆,毛泽东曾有三次在路上遇到老虎,但都安全归家了。
滑油潭是毛泽东走近路去棠佳阁外婆家的必经之路,这里群峦起伏,纵横交错,山谷幽深、寂静,经常有豺狼虎豹出没。一次,正值冬天,毛泽东从棠佳阁外婆家回来,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早点进屋,毛泽东又从滑油潭山冲里走,当他行走到书堂山底下时,遇到一只猛虎……这件事,有后人以文学的笔法,作了这样的故事性转述:
“吼……”一头威武雄壮的大老虎,坐在半山腰上朝着空中大叫一声,毛泽东听了,不由得后退一步,他急忙躲到树后隔远望去,老虎头上色彩斑斓的“王”字清晰可见,全身呈现出褐黄色和黑色横纹,虎眼圆瞪,威风凛凛。硕大的老虎离他只有二十丈远,周围的柴草被一条时而翘起摇摆、时而垂下横扫的大尾巴扫得沙沙作响。
毛泽东记得他爷爷毛冀臣说过,路遇老虎,一是不要心慌,你不惹虎,虎不伤你。二是走两边绕过,因为老虎没有人类的智商,只知道走直路,不走弯路。毛泽东小心地、慢慢地从树背后走了出来,沿山路小跑回家。说也奇怪,你不惹它,它不惹你,这只老虎眼睁睁地望着他走了,一直坐在那里未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老虎不但“不犯人”,最后还乖乖地“撤退”了。
韶山冲里后人的这些描述,当然带有一些演绎的成分。
对这样的事,毛泽东本人于1936年10月曾经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过,但他只回忆了自己父亲的经历:
有一天,我父亲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敬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部队每团都要培养一个夜老虎连”
新中国成立后,在强调人民军队要加强训练、增强部队力量、开展大比武和培养军人血性等问题时,毛泽东也经常用“老虎”来形容。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指示部队如何开展军事训练时,他说过: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二百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一个夜老虎连。”
“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叫做夜老虎?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七分虎气,三分猴气”
对于自身的特点,毛泽东曾经有过很多的评价,其中有一个说法,叫“七分虎气,三分猴气”。正如他在1966年的一封信中所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有学者解读了毛泽东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所谓虎气,有很多种解释,这里可以理解为原则性,是一种立场;所谓猴气,则是指灵活性,可以理解为战术层面上的东西。
应当说,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一些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是从来不妥协的,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比如当年赫鲁晓夫来谈联合舰队的问题,毛泽东不仅寸步不让,而且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这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
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美国的封锁,毛泽东同样没有丝毫的妥协。他在评论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所以说在这些涉及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性都非常强。
但在另一些战术问题上,或者说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毛泽东的灵活性又特别地强。他的成功之道,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务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要事情能办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些灵活多样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的诗词也充满了虎气和猴气。如早年的《咏蛙》诗:“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离开韶山冲的时候,他改写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到了长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于是又写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结论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到陕北,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换了人间”!这些还不是虎气?
当然猴气的东西也有很多,“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些阴柔之美、婉约之声,在毛泽东诗词里面,俯拾皆是。
中国人评说一个人,喜欢讲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文治,他有;武功,他也有。从这样一些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当然,要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价毛泽东,还有一些东西不能回避,那就是他也不是完人,这些不完美甚至失误,或许也与他的虎气和猴气有关联。
总之,毛泽东是一个性格非常丰富的历史伟人。我们研究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那里却是内在统一的。在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性特别强;但在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上,他的灵活性又特别强。他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虎气与猴气的统一,正所谓“七分虎气,三分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