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VS和珅：清流与浊流的较量

刘墉VS和珅：清流与浊流的较量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决定禅位给皇十五子颙琰，自己则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控朝政。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大清朝政的走向，也影响了两位重量级大臣的命运：一位是权倾朝野的和珅，另一位则是以清廉著称的刘墉。

和珅的仕途起步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职位——御前侍卫。这个职位在当时人看来，约等于给领导扫办公室的角色。然而，和珅凭借其过人的才华和对乾隆心思的精准把握，迅速崛起。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熟读四书五经，更难得的是，他深谙官场生存之道。一次，乾隆读到一个奏折，提到仓库被盗，随口引用《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唯有和珅不紧不慢地接道：“言论在逸，在言而毁，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乾隆大为赞赏，从此对和珅另眼相看。

相比之下，刘墉的仕途起点要显赫得多。作为军机大臣刘统勋之子，刘墉自幼便在官场环境中耳濡目染。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考中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侍讲等职。然而，刘墉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因父亲的牵连被降级、外放，甚至罢职流放。但刘墉始终坚守清廉正直的为官之道，最终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刘墉和和珅在为官之道上的差异，从他们的具体政绩中可见一斑。刘墉在担任安徽学政时，对当地的捐纳贡监生进行严格审查，对目无法纪的生员予以惩办。在江苏学政任内，他大力整饬科场积弊，革除考场弊病，被当地官员赞为“严肃骏厉，人多畏惮”。在江宁知府任上，刘墉更是以铁腕手段打击奸佞之徒，审理了不少有名的案件，赢得了“当代包拯”的美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珅在掌管内务府期间，创立了“议罪银”制度。这一制度名义上是给犯错官员改过自新的机会，实则是和珅敛财的工具。许多大臣为了保险起见，纷纷预先缴纳“议罪银”，导致内务府的银库迅速膨胀。据记载，内务府每年的收入高达5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更有甚者，和珅还利用职权之便，大肆收受贿赂，其家产之巨，令人咋舌。

尽管刘墉和和珅都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和珅凭借其卓越的理财能力和对乾隆的忠诚，深得乾隆信任，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等要职，真正做到了位极人臣。而刘墉虽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但从未进入军机处，也就无缘“真宰相”的称号。按照清朝的规定，“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刘墉的仕途高度，终究还是逊色于和珅。

在民间传说中，刘墉和和珅的形象被进一步放大和定格。刘墉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公正、智慧过人的“刘青天”，而和珅则成为贪婪腐败的代名词。这种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渴望和对贪腐的痛恨。在《宰相刘罗锅》等影视作品中，刘墉与和珅的对决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然而，历史的真实往往比传说更为复杂。刘墉并非完美无缺，他在和珅当权期间，也曾选择沉默自守，避免正面冲突。而和珅，尽管贪腐行径令人不齿，但其才华和能力却也不容否认。他不仅精通多国语言，还善于理财，为乾隆的奢靡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太上皇驾崩，嘉庆皇帝终于得以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和珅。在刘墉等人的审理下，和珅的二十大罪状被一一揭露，最终被赐死。而刘墉，则因为其清廉正直的品格，得到了嘉庆的信任和重用。

和珅的倒台，固然与其贪腐行为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权力过大，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固。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的巨额家产，几乎相当于国库多年的收入，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刘墉与和珅的故事，是一段关于“清流”与“浊流”的历史寓言。刘墉的清廉正直，最终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历史的尊重；而和珅的贪婪腐败，虽能风光一时，却终究难逃历史的审判。这段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为官之道的正邪之分，更是一面警钟，提醒后人：清廉是为官之本，贪腐终将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