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从《管锥编》到《围城》，揭秘古今中外的美女标准

钱锺书：从《管锥编》到《围城》，揭秘古今中外的美女标准

“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唐代诗人张又新这首诗，表面上是在感叹牡丹花色，实则暗含着对传统审美标准的质疑。这一质疑，千年后被学者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敏锐捕捉，并由此展开了一番对古今中外美女标准的深刻剖析。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通过对《太平广记》中《杨虞卿》一篇的解读，揭示了唐代人对女性美的独特理解。故事中的张又新，期待娶个漂亮老婆，结果却不能如愿。朋友杨虞卿安慰他，说自己妻子“有德无容”，算是“丑妇”，相貌上的缺点在于“特甚”。这里的“特甚”二字让人看不懂，在宋人编小说集《绿窗新话》里是作“白特甚”的，这才能理解张又新诗的意思。“盖谓女常以白皙为美，今娶妇方知‘粲者’之说不尽然；雪肤未必花貌，白之甚者不妍而反丑”。《晋书·后妃传》上，晋武帝博选良家女充后宫，使杨后拣择，“后性妒，惟取洁白长大，其端正美丽者并不见留”，正合此意。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四《长白美人》引《诗》、《史记》、《魏书》、《唐书》以明“妇容以长为贵，……长白即美德”，像是故意遗漏《晋书》的例子，丢弃了反面材料。

钱锺书进一步引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费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a）的观点，为这一审美标准提供了跨文化的佐证。费伦佐拉在《关于女性美的对话录》中提到：“肤色尚白，第不可‘死白’。”这里的“白”指的是洁净的白皙，如象牙的色泽；而“死白”则指没有光泽的白色，如缺乏生气的雪。这种对自然光泽的强调，与东方文化中对“白皙”的追求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在《围城》中，钱锺书通过苏文纨这个角色，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白”的独特理解。苏文纨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鲍小姐则讥诮为“死鱼肚那样的白”。这种“死白”缺乏生命力，与费伦佐拉所推崇的“洁净的白皙”形成了鲜明对比。

钱锺书的这种审美观，不仅体现在对肤色的描述上，更渗透到他对女性整体气质的评价中。他认为，真正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更在于内在的精神气质。正如他在《七缀集》中所说，“黄金”是古希腊以来形容美女的套语，无非“鲜明貌”（radiant beauty），指容光焕发，“非色也”。读者可以放心，西方美人的标准绝对不是秦叔宝的“焦黄脸儿”。

钱锺书对传统审美标准的挑战，还体现在他对《金瓶梅》中“紫膛色瓜子脸”美人的赞赏上。他指出，《金瓶梅》中的孟玉楼和王六儿，虽然面皮“紫膛色”或“大紫膛黑色”，但却被描绘得极具魅力。这种对非传统肤色的肯定，打破了“雪肤”、“玉貌”的窠臼，展现了钱锺书对美的多元理解。

更进一步，钱锺书还引用了西方文学中的例子，如塔索《耶路撒冷的解放》中对埃塞俄比亚王后的赞美：“虽黑却无妨艳丽”（XII. 21, che bruna è sì ma il bruno il bel non toglie）。这种跨文化的审美观，体现了钱锺书对美的深刻洞察：真正的美是超越肤色的，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气质和精神世界。

钱锺书对美女标准的探讨，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美的真谛在于内外兼修。他通过对中西文学作品的广泛引用和深刻分析，揭示了单纯追求外在美的局限性。正如他在《管锥编》中所说，真正的美是“灵魂的闪光”，是“精神美的标志”。

这种对美的深刻理解，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也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中。在《围城》中，他塑造了一系列复杂而立体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外貌上，更在于她们独特的性格和精神世界。这种对美的多元理解和深刻洞察，使钱锺书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

钱锺书对美女标准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真正的美，不是简单的外貌特征，而是内外兼修的结果。这种对美的深刻理解，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也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中。在当今这个外貌至上的时代，钱锺书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真正的美，不是简单的外貌特征，而是内外兼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