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起与社会影响

两宋时期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起与社会影响

两宋时期，随着商业大城市的兴起，如北宋京城汴梁、南宋京城临安等工商业荟萃之地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也促使市民文化在城市中蓬勃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商业化、娱乐化的习武卖艺活动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以练武卖艺为职业的民间艺人。

同时，在宋代城市中涌现了众多以文化娱乐为目的的武术组织，如角抵的“角抵社”、“相扑社”，射弩的“锦标社”、“射弓踏弯社”，使棒的“英略社”等，这些武术组织成员众多，有的甚至达到百人规模，其中不乏职业武术家。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形成原因

政策因素和商业大都市的诞生

宋太祖赵匡胤提出的“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及“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经济思想，贯穿整个宋代，促使商业、娱乐业兴旺发达。南宋临安城市人口多达数十万，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个万户以上的商业大城市，并形成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的商业网络。商业大都市的兴起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激发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为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

此外，朝廷为防止藩镇割据和武人干政，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倡导“右文”、“崇儒”的方针，使社会上兴起爱好文学艺术的风气，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社会发展因素

宋初统治者对人群聚集心存戒心，制定了一系列禁止民众结社的法规。但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这些禁令逐渐松动，官员之间掀起了“怡老会”热潮，开启了宋代结社之风。至南宋时期，民间结社之风盛行，各类会社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济因素和城市发展因素

两宋时期，统治者改变了以往“重农抑商”的政策，实行“商农并重”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商业发展。城市中取消了封闭的坊里制度，形成了开放的大街小巷，各阶层市民纷纷投身商业，城市商品经济活跃，人口大幅增长。南宋时期，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经验，加上统治者对工商业的鼓励，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扩大和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应运而生。《梦梁录》中记载的“角抵社”、“相扑社”、“锦标社”等武术组织，展现了宋代城市中武术活动的繁荣景象。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活动情况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的城市，活动集中在城市繁华地区，如南宋时期的瓦舍。《武林旧事》卷第六《诸色伎艺人》中记载了瓦舍中“角抵手四十四人，乔相扑九人，女跑七人”等职业武术家，他们通过武术表演谋生。武术表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深受大众喜爱，成为瓦舍表演的主力军。

此外，一些退伍军人、达官贵人和风流才子在观看武术表演后，也会与武艺人结交，或招其为家仆，或与之谈武论艺，或招聘为打手参加打擂台。这些活动为武术家提供了经济来源，也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播。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文化娱乐的影响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起，对社会大众的娱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时期，京瓦肆中的“小儿相扑”和成人“角抵”已成为大众欣赏项目。南宋时期，角抵活动更为发达，出现了专门的职业性“角抵手”。为了满足观众对武术表演的需求，武术内容不断改进，增加了表演成分，使武术表演形式更加多样和复杂，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

对社会群体交流方面的影响

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都城纪胜》记载“角抵社”的成员包括“富室郎君，风流子弟，闲人”等不同阶层人士。这些组织不仅为武艺人提供了经济来源，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了广泛的社交机会。人们通过参与武术活动，获得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体验群体带来的精神愉悦。

总结

宋代文化娱乐性武术组织的兴盛，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封建文化在宋代社会发展的高度。其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这些组织不仅丰富了宋代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推动了武术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为后世民间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