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从制度隐患到王朝衰亡
唐朝藩镇割据：从制度隐患到王朝衰亡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政治稳重、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然而，唐朝中晚期（约公元755-907年）却出现了藩镇割据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当时唐朝的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中央集权，导致政治动荡不安，为后世也留下了巨大影响。
由盛转衰：走向末路的帝国
唐朝创立伊始，通过唐太宗与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家变得政治稳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帝国也不可避免的像其他帝国一样，走向了封建帝国的衰落之路。
1.朝堂内部的暗流
众所周知，唐朝在起家和鼎盛时期的帝王，基本上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些朝堂上争权夺位的政治斗争，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唐帝国的发展之中。若是在盛世的争斗，在后世还只算落个“劳民伤财”的评价，国家的发展还不会受太大影响；而这种斗争一旦持续下去，早晚会给一个强盛的帝国予以重创。
当李隆基发动政变从武周手里复辟了唐朝之后，作为唐玄宗的他，意气风发的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做出了一系列改革。解决了官僚冗余、粮食短缺、流民四起等问题。同时收复了辽西、河西等地。但他设立节度使制度，间接的导致了地方权力增大，埋下了巨大隐患。
当唐玄宗将唐朝年号改为天宝以后，因国家无事，安乐如常。玄宗开始逐步丧失经略之心，整天放纵享乐，忽视国家治理。尤其在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整天沉溺酒色的状态达到了顶峰。
为了粉饰自己“仍心系大唐”，玄宗任用小人的李林甫为宰相，导致朝政日渐崩坏。当时的开元功臣曾向玄宗谏言任用李林甫的危害：“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资治通鉴》）玄宗依然我行我素。
玄宗以为自己的大唐十分强盛，因此也养成了好大喜功的毛病。这间接的鼓励了边境的军队将领对外挑衅，以此用战功取悦玄宗。再加之玄宗推行的募兵制一直没有废除，使得边境的节度使逐渐掌握军权，胡人安禄山就是这群不安分的节度使的代表。
2. 割据初现，叛乱开始
早在唐睿宗时，藩镇这种行政区划就在大唐出现了。藩镇作为大唐边疆的军事卫戍行政区，承担了屯兵防止外族入侵的功能。但随着节度使制度的出现，藩镇开始有了一批军官出身的行政长官。
这些人手握军权而无人管辖，甚至当时的史官都评说：“将帅久任，一人而兼任数镇节度使。”(《中国隋唐五代军事史》)这种局面可以说为唐朝日后衰亡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公元775年十一月，时任节度使的安禄山趁着大唐王朝处于政治腐败、军事力量空虚的机会，联合史思明发动了史称“安史之乱”。的军事叛乱。
第二年十二月，安禄山率领叛军攻入东都洛阳，唐玄宗带着一票随从逃至成都。随后太子李亨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号为唐肃宗。而玄宗则尊为太上皇。安禄山则在洛阳就地称帝，国号圣武。
各方割据，无力回天
唐朝藩镇割据的局势，在安禄山起兵后开始越发的疯狂，节度使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但通过唐肃宗以及属下群臣的不断努力，大量的藩镇终于被平定，谁知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才是藩镇割据真正的开始。
1.叛乱平定，辉煌不在
安史之乱结束后，尽管唐肃宗、唐顺宗、唐武宗等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让唐帝国有了诸如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一类的经济政治复兴小高潮。但安史之乱带来的余波始终没能彻底消散。
唐帝国的中央政府在这时已经无法有效管理藩镇割据的地方政府了，政令不出长安、赋税不入洛阳，当时有些地方的节度使对辖地甚至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自己治下接近独立。
后续中央颁布过一些限制节度使和藩镇权力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唐纪》）。但实际上朝廷已经没有强力管理藩镇的手段。
为了保证国内的稳定和赋税的充裕，统治者以及开始默认极个别藩镇的自主权，并利用各藩镇的矛盾，让不同的藩镇开始互相制衡，中央从中调停。
这种政治上的让步，让各地的百姓苦不堪言，由于缺乏了中央的统一管理，而盐铁却依然有中央专营。这使得很多百姓被中央的专营制度和地方的剥削政策搞的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以盐贩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出现了。
2. 农民起义，雪上加霜
河南的王仙芝、山东的黄巢，以百姓不堪赋税的理由，向唐政府发起了反抗。他们采用了流动作战的方式，像蝗虫一样，席卷了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等半个唐帝国。
而因为藩镇割据，这些起义军对地方的破坏一般很难得到有效的镇压，一方面是因为起义军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藩镇的各节度使大都抱着“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到了后期黄巢为首的起义军甚至发展出“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旧唐书》）的吃人恶行，可见当时中央的剿匪不力。
这样大规模，范围广的农民起义，配合着藩镇割据的局面，可以说对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唐帝国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直接为最后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3. 割据之乱，后患无穷
公元859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当时唐朝忙于在西南地区的南诏国的战争。而由于之前黄巢起义造成的局面，政府财政已经非常困难，为了维持战争，朝廷又向各地方预征两三年的赋税。
江淮地区又逢水旱灾害，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国内积累的矛盾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民变再次出现。
随着唐末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从西南地区发生，唐朝在风雨飘摇中正式灭亡，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
虽然唐朝在藩镇割据，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灭亡了，但藩镇割据带来的影响却始终存在。
藩镇的割据，从地缘政治上，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使得周边的其他国家与势力发现了可乘之机。西藏地区的吐蕃屡次进犯中原，将当时的一部分西域地区和河西走廊收入囊中，切断了丝绸之路。
即便后世丝绸之路被打通，中原的五代十国时期仍然是以藩镇割据为基础，国内军阀林立，战乱不断。
北方的契丹也借机骚扰，为后来在东北地区形成割据一方的大辽势力打下了基础。由于以长安为核心的西北受到吐蕃、突厥的入侵；以山东、河南为核心的华北又广受农民起义的困扰。
所以百姓开始向南方江淮、两广地区迁移，这奠定了后世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在南迁的同时，更多的外族文化也开始随着南迁被带入全中国，使得后世的文化、思想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五代，昙花一现的后唐政权时期，地方藩镇的对中央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已然十分薄弱。但各藩镇在割据中的武备军力依然是影响政局的关键。
这些藩镇的军事力量有个讽刺的名称“中央禁军”。后世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正式通过对这些军队的指挥权的掌握，才把各藩镇遗留的军事力量统一在一起。使得自己拥有了各地方分裂势力的支持最终建立了北宋王朝。
也正是这些藩镇的割据，使得后世的文人开始对武将心存芥蒂，这种敌视态度，直接关系到后世宋朝“重文轻武”国策。同时为削弱藩镇割据的影响，北宋也产生了“朝堂党争”与“冗官冗费冗兵”的问题，进而导致宋朝内部腐败最终灭亡。
藩镇割据的影响直接导致后世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不只是两宋，甚至到了明清，为了防止篡权夺位的叛乱再次发生。
往往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重文轻武的思想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变得安定、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也逐渐提高，但由于统治者自身的不确定性，经常产生矫枉过正的问题，导致国家难以抵御外敌。
总结
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的形成的原因很多，但追根究底，是因为军事制度的缺陷。再加之经济上均田制被破坏，募兵制替代了府兵制，为唐朝灭亡埋下的隐患。
军事大权没有被集中，反而下放给各藩镇的节度使。这样的结果，直接让后世的思想向文人彻底转变，武将与国家武装一直被封建王朝孱弱的经济体制限制，导致后世各王朝最终都被外敌灭亡。